归尘（第1页）

桂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第三年，满树金黄。

玉兰不再数花了。太多了，数不过来。他每天早上还是浇一碗水，浇完了站在树下面，仰头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花。阳光从花缝里漏下来，落在他脸上，斑斑驳驳的。他的头发白了几根，不多，藏在黑发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他自己知道。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他对着水盆里那几根白发看一会儿，然后用手拔掉。苏晴有一次看见他在拔头发，说“别拔了，越拔越多”。他说“不多，就几根”。苏晴说“几根也是多，你才多大”。玉兰想了想，他多大？他忘了。从北平出来以后，他就不过生日了。生日是给有家的人的，他没有家。面馆就是他的家，桂花树就是他的家人。

苏晴的算盘打得越来越好了。面馆和茶馆的账她一个人管，月月清，年年清。段凛戈那个铁盒子里的钱越来越多，从几块变成了几十块，从几十块变成了几百块。苏晴说存够了可以开分店，段凛戈说不开，一家就够了。苏晴说那你存钱干什么，段凛戈说存着，万一哪天又要跑。苏晴说仗都打完了还跑什么，段凛戈没有说话。他习惯了存钱，习惯了留退路，习惯了在安稳的日子里想着不测的风云。这些习惯改不了，他也不打算改。

阿强胖了。从海上漂过来的时候，他瘦得像一把干柴，骨头一根一根地突出，摸上去硌手。现在脸上有肉了，肚子也圆了一些，笑起来腮帮子鼓鼓的，像个发面馒头。他还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数名字——苏婉、沈怀秀、阿洛、阿洛的狗——但他不再哭了。他数完了，翻个身，就能睡着。他也不做噩梦了，或者说他不再记住噩梦了。林惊羽问他，你不想她们了吗？他说想，但不想哭了，哭没有用，她们回不来，他也回不去了。

周明远成了面馆的主厨。段凛戈把灶台让给他了。不是全部让，是慢慢让。先是让周明远煮午市，他自己煮晚市。后来午市晚市都让周明远煮，他自己站在旁边看，偶尔说一句“火小了”“盐多了”“面硬了”。周明远听着，改着。他的面越煮越好，李老板不在了，没有人说“第三名”了，但来吃面的客人说“比墨尔本那家还好”。周明远听到这话，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那天晚上他多揉了两斤面。

段凛戈老了。

不是突然老的，是一点一点老的。先是头发，鬓角白了几根，他不让林惊羽拔，说拔了还会长，浪费工夫。然后是腰，站久了酸，坐着揉面腰也酸，他弄了个矮凳子坐在灶台后面煮面，林惊羽给他缝了个棉垫子垫着。然后是手，揉面的力气不如从前了，揉出来的面团没有以前那么筋道，他就多揉一会儿，揉不动了就让周明远揉。他的背也驼了一些，走路没有以前那么快了，但步子还是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林惊羽也老了。他的手指不如以前灵活了，按弦的时候会抖，拉出来的音有时候会颤。他调了调琴弦，把弦调松了一些，按起来不那么费力了。他拉琴的时候闭着眼睛，不看谱子，也不看手指。那些曲子他已经烂熟于心，闭着眼睛也能拉。闭着眼睛的时候，他能看见很多东西——北平的戏园子，司令府的书房，月下靶场上两个人并肩而立的身影，香港的面馆，南洋的海边，澳洲的沙滩。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从他眼前流过，像是在放一场很老很老的电影。

那年秋天，段凛戈病了。

不是大病，是风寒。咳嗽，发烧，浑身没劲。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下巴，只露出一张瘦削的脸。那道旧疤还横在眉尾，颜色比以前浅了，和周围的皮肤差不多了。林惊羽坐在床边，端着一碗姜汤，用勺子喂他。

“喝点。”

“不烫？”

“不烫。我吹过了。”

段凛戈张嘴，喝了一口。姜汤辣，他咳了两声，林惊羽用手帕给他擦了擦嘴角。

“段凛戈。”

“嗯。”

“你多久没病了？”

“好几年了。从香港开始就没病过。”

“那是你没说。”

段凛戈没有说话。

玉兰端了一碗粥过来，放在床头柜上。“段先生，吃点粥。白粥，没放盐。”他蹲下来，把被子给段凛戈掖了掖，动作很轻，像在照顾一个孩子。

苏晴在茶馆里泡了一壶姜茶，给来吃面的客人一人倒一碗。“老板病了，今天的面周明远煮。不好吃别骂，骂了也没用。”客人们笑了，端着姜茶喝。

阿强劈了一堆柴，码在灶台旁边，码得整整齐齐，像军营里的炮弹箱。他蹲在段凛戈床边，看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站起来出去了。

“周明远。”阿强走到厨房里。

“嗯。”

“段老板会不会死？”

周明远正在揉面，手停了一下。

“不会。风寒，不是大病。”

“可是他老了。”

周明远没有回答。他把面团摔在案板上，继续揉。

那天夜里，林惊羽坐在床边，握着段凛戈的手。段凛戈睡着了，呼吸均匀，但林惊羽知道他没睡着——他太了解他了，睡着的呼吸和醒着的呼吸不一样。睡着的呼吸是沉沉的、绵绵的，像河水在河道里慢慢流。醒着的呼吸是浅的、短的，像一个人在忍着什么。

“段凛戈。”

“嗯。”

“你没睡着。”

“睡不着。想事情。”

“想什么？”

段凛戈沉默了一会儿。

“想那棵树。”

“哪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