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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蝗

旧唐书壹贰德宗纪上（参旧唐书叁柒新唐书叁柒五行志。）略云：

兴元元年，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贞元元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甲子，诏蝗虫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

考贞元元年乐天年十四，时在江南，求其所以骨肉离散之故，殆由于朱泚之乱。而兴元贞元之饥馑，则又家园残废之因。观白氏长庆集壹叁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弟兄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诗云：

时难年饥世业空。

可证也。又通鉴贰叁贰唐纪德宗纪贞元二年夏四月条云：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夫兵乱岁饥，乃贞元当时人民最怵目惊心之事。乐天于此，既余悸尚存，故追述时，下笔犹有隐痛。其贞元十四五年间所作寄家人诗，（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拾贰本岑仲勉先生文苑英华辨证校白氏诗文附按。）实可与元和四年所作此捕蝗诗互相证发也。乐天于元和中不主张用兵，固习于贞元以来朝廷姑息藩镇，以求苟安之措施。惟与此似亦不无心理情感之关系。未必悉因党派之分野，而反对李吉甫吐突承璀之积极政策也。旧唐书玖陆姚崇传（旧唐书叁柒新唐书叁陆五行志及新唐书壹贰肆姚崇传略同。）所记捕蝗之事，多可与此篇词语相参证。兹略录其文如下：

开元四年［五月］山东蝗虫大起，崇乃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崇大怒，牒报之曰，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以安？若水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崇曰，若杀虫救人，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

寅恪案：姚崇所谓「古之良守，蝗虫避境」，与白诗所谓「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并可参阅后汉书伍伍卓茂传。白诗所谓「岂将人力竞天灾」者，即如倪若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及卢怀慎「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之说。乐天对于蝗虫之识解，同于卢倪，此则时代囿人，贤者不免，亦未足深责也。

诗末自注云：

贞观二年太宗吞蝗虫事，具贞观实录。

寅恪案：此篇结语以文皇吞蝗事为言，疑亦为乐天作七德舞时撦寻材料所采摭之余义。可与论二王后海漫漫百炼镜诸条相参证。又此事亦见今戈本贞观政要捌论务农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