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第1页)
那封信之后,我决定去一趟郑州。
不是为了找赵维民,而是为了查一些东西。舅公在信里说,他被选中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命运捉弄,而是因为我有能力去做那些他做不到的事。但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人那么多,为什么母玉选择了我?为什么那些梦选择了我?为什么那个在锁龙穴深处沉睡的东西,选择在我的时代苏醒?
我需要一个答案。
十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把那块母玉和舅公的信装进背包的内层,拉好拉链,然后出了门。到郑州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我在车站附近吃了一碗烩面,然后按照赵维民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河南省文物局的研究所。
研究所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几个字。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我问她赵维民研究员在不在,她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赵老师在二楼,让我直接上去。
我上了二楼,找到赵维民的办公室。门开着,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金丝眼镜,在翻看一本厚厚的资料。看到我站在门口,他放下资料,摘下眼镜,站了起来。
“陈先生,”他说,语气里没有太多的惊讶,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来,“请进。”
我走进去,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资料,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旧纸张和油墨的气味,还有一点淡淡的咖啡味。墙上挂着一幅黄河沿岸的地形图,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线条,像是某种复杂的密码。
“喝茶还是咖啡?”他问。
“不用了,谢谢。”我说。
他没有坚持,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下来,看着我。
“你来找我,是为了那块玉的事?”他问。
“是。”我说,“我想知道它的来历。”
赵维民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墙角的一个铁皮柜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档案盒。盒子很厚,表面贴着标签,上面写着一串编号。他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沓文件。
“这是我们研究所多年来关于那块玉的研究资料。”他说,“包括成分分析报告、碳十四测年数据、纹路拓片和对比研究记录。你可以看看。”
他把那沓文件推到我面前。我低头,看着那些纸张。最上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拍的正是我手里那块母玉。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照片里的母玉和现在一模一样,灰白色的,表面布满细密的纹路,安安静静地躺在黑色的天鹅绒衬布上。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我问。
“一九八七年。”赵维民说,“拍摄者是柳文山。”
我抬起头,看着他:“柳文山?”
“对。”赵维民说,“他当时是我们研究所的特聘顾问。这块玉就是他带到研究所来的。”
我低头,看着那张照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翻开那沓文件,一页一页地看下去。成分分析报告显示,母玉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普通的玉石没有太大区别。但其中含有几种无法识别的微量元素,它们的排列方式呈现出一种规则的几何图案,不像是天然形成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则显示,这块玉的年代大约在距今四千三百年到四千五百年之间,误差不超过两百年。
四千三百年。那是龙山文化的晚期,夏朝建立的前夜。那时候黄河沿岸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邦和青铜器,文字还在萌芽阶段。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是谁雕刻了这块玉?是谁在上面刻下了那些至今无法解读的纹路?他们想要记录什么?又想封印什么?
我翻到文件的最后一部分,看到了一篇手写的论文草稿。字迹是柳文山的,和他留在《柳氏水经》上的字迹一模一样。论文的标题是《豫北地区史前玉器纹饰与黄河水文信仰的关联性研究》。我粗略地翻了翻,内容主要是探讨史前玉器上的纹饰与黄河水文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在论文的结论部分,柳文山写道:“种种迹象表明,在距今四千年前后,黄河沿岸存在一种以玉器为核心的原始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中心,是对黄河水文的观测和崇拜。而这些玉器,很可能就是这种信仰体系的物质载体。”
我放下论文,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