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第1页）

那封信之后，我决定去一趟郑州。

不是为了找赵维民，而是为了查一些东西。舅公在信里说，他被选中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也不是因为命运捉弄，而是因为我有能力去做那些他做不到的事。但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人那么多，为什么母玉选择了我？为什么那些梦选择了我？为什么那个在锁龙穴深处沉睡的东西，选择在我的时代苏醒？

我需要一个答案。

十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把那块母玉和舅公的信装进背包的内层，拉好拉链，然后出了门。到郑州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我在车站附近吃了一碗烩面，然后按照赵维民名片上的地址，找到了河南省文物局的研究所。

研究所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几个字。我推门进去，前台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我问她赵维民研究员在不在，她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赵老师在二楼，让我直接上去。

我上了二楼，找到赵维民的办公室。门开着，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金丝眼镜，在翻看一本厚厚的资料。看到我站在门口，他放下资料，摘下眼镜，站了起来。

“陈先生，”他说，语气里没有太多的惊讶，像是早就料到我会来，“请进。”

我走进去，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资料，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到处都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旧纸张和油墨的气味，还有一点淡淡的咖啡味。墙上挂着一幅黄河沿岸的地形图，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线条，像是某种复杂的密码。

“喝茶还是咖啡？”他问。

“不用了，谢谢。”我说。

他没有坚持，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坐下来，看着我。

“你来找我，是为了那块玉的事？”他问。

“是。”我说，“我想知道它的来历。”

赵维民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墙角的一个铁皮柜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个档案盒。盒子很厚，表面贴着标签，上面写着一串编号。他把盒子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沓文件。

“这是我们研究所多年来关于那块玉的研究资料。”他说，“包括成分分析报告、碳十四测年数据、纹路拓片和对比研究记录。你可以看看。”

他把那沓文件推到我面前。我低头，看着那些纸张。最上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拍的正是我手里那块母玉。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有些卷曲，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照片里的母玉和现在一模一样，灰白色的，表面布满细密的纹路，安安静静地躺在黑色的天鹅绒衬布上。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我问。

“一九八七年。”赵维民说，“拍摄者是柳文山。”

我抬起头，看着他：“柳文山？”

“对。”赵维民说，“他当时是我们研究所的特聘顾问。这块玉就是他带到研究所来的。”

我低头，看着那张照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翻开那沓文件，一页一页地看下去。成分分析报告显示，母玉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普通的玉石没有太大区别。但其中含有几种无法识别的微量元素，它们的排列方式呈现出一种规则的几何图案，不像是天然形成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则显示，这块玉的年代大约在距今四千三百年到四千五百年之间，误差不超过两百年。

四千三百年。那是龙山文化的晚期，夏朝建立的前夜。那时候黄河沿岸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邦和青铜器，文字还在萌芽阶段。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是谁雕刻了这块玉？是谁在上面刻下了那些至今无法解读的纹路？他们想要记录什么？又想封印什么？

我翻到文件的最后一部分，看到了一篇手写的论文草稿。字迹是柳文山的，和他留在《柳氏水经》上的字迹一模一样。论文的标题是《豫北地区史前玉器纹饰与黄河水文信仰的关联性研究》。我粗略地翻了翻，内容主要是探讨史前玉器上的纹饰与黄河水文变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在论文的结论部分，柳文山写道：“种种迹象表明，在距今四千年前后，黄河沿岸存在一种以玉器为核心的原始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的中心，是对黄河水文的观测和崇拜。而这些玉器，很可能就是这种信仰体系的物质载体。”

我放下论文，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