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日子（第2页）

小鹦鹉慢慢地停止了发抖。

“您反对吗？”舒伯特问。

“我反对你花自己的钱。”汉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马克纸币，放在桌上。“以后养鹦鹉的开销从家用里出。你的工资是你的。还有别再买了，养那么多鸟干什么。”

小鹦鹉没有正式的名字。舒伯特叫它“那只小的”。所以后来汉斯开始叫它Klein，就这么定了。

Klein很安静，不太说话，但他和Grau在一起的时候会放松下来，靠在Grau旁边，偶尔发出轻柔的声音，两只鹦鹉很快配对成功了，开始形影不离。

汉斯观察着它们互相理毛，共享食物，这种东西他以前没看过。

从这里之后，时间对汉斯来说开始加速了。

日子像采石场的台阶，一级一级的，每一级都差不多，但回头看的时候，已经爬了很远，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再死了。以前每天都有人死，不死人的时候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汉斯的工作稳定了下来，盖伦组织在1956年正式改组为联邦情报局，总部还是在普拉赫。汉斯的职务从“特别顾问”变成了某个不存在于任何公开组织架构图上的编号，他怀疑只有三四个人知道那个编号对应的是什么。

他每周去普拉赫两到三次，有时候是审阅文件，有时候是“闻”人或物证。叛逃者，可疑的双面间谍，或者从东德带来的文件，那些人被转移到西德之后，会被安排来普拉赫的某个房间坐着。汉斯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通常是角落，通常被介绍成“记录员”或者“观察员”。对方不知道他是什么，联邦情报局的人把这套流程叫“嗅探”，像检查行李过安检一样。闻物比闻人简单得多，他对墨水，纸张，金属的气味敏感，如果有人在文件上动过手脚，重新上过墨，或者在夹层里藏了什么，他通常能找出来。

他的工资按月打入一个假名账户，数目不算多，但汉斯从不嫌少。他需要的是“有一份工作”的感觉，而不是钱本身。瑞士银行的钱够他花好几辈子了，但那不一样，工资是劳动的回报。

他习惯了每天早上被舒伯特叫醒，吃煎蛋和培根，舒伯特会把当天报纸里值得知道的事念给他听，就和在集中营的时候听晨报一样，然后去普拉赫或者在家里看文件。

周末去马场看马，直到1958年那匹老马去世。

那天他接到了马厩的电话，对方说那匹马不太好了，可能撑不过今天。

他去拿车钥匙，舒伯特问他去哪，他说去马厩。舒伯特要跟他去，他说不用，他一个人开车过去。

老马卧在草地上，他坐下了，让马头枕着他的大腿。地上的草地有些凉，有些潮湿，他的屁股感觉到冷，但腿上是热的。马头比他想的要重，想象的大，可能是因为他终于放下了重量。马的睫毛很长，鼻梁上的毛有些硬，短绒的，皮很薄，可以感觉到下面的骨骼，但鼻头很软，他一下下地摸着马头，说睡吧。直到马睡着了，他又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之后他轻轻把马头抱到草地上，自己站起身，他剪下一把马的鬓毛做纪念，最后将马安葬了。

马死后的那个周末，汉斯在湖边站了很久，他没有哭，但他回家后把马场的租约退了，那个马厩从此空了，他的周末从此空出来了。

他也不再需要马了，现在的街道上都是汽车了，城市正在向外扩张，马逐渐变成了很奢侈的东西，因为需要地才能养得起，而土地逐渐变得昂贵。

舒伯特带回了Klein。

日子继续。

汉斯发现自己变了，不是外表，而是他对世界的态度。

二十岁的时候，他很有冲劲，每天骑马巡视采石场，亲自检查铁丝网的张力，在凌晨两点一个人钻进囚犯的营房搜查，他不怕危险，也不在乎危险。同时也有些莽撞，因为面粉和大区长对着干，亲自坐车过去，不完全懂低调的重要性。

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喜欢待在家里，出门让他觉得累，不是体力上累，而是一种倦怠。

五十年代的西德正在经历“经济奇迹”。街上冒出很多汽车，商店橱窗里摆满了他叫不出名字的新电器，收音机变成了电视机，女人的裙子变短了，年轻人开始听一种从美国传来的嘈杂的音乐。

汉斯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台舒伯特买的飞利浦黑白电视，新闻里在报道什么“马歇尔计划”和“经济复苏”。屏幕上的人穿着他不认识款式的西装，说着他能听懂但觉得陌生的德语。语调变了，用词变了，连笑的方式都变了。

他觉得自己像一块化石被嵌在了一个正在快速前进的世界里，世界没有绕过他，只是从他旁边流过，像河水绕过一块石头。

汉斯问舒伯特：“你知道橡树能活多久吗？”

之后他自问自答。“一千年，甚至更久，只要没人砍掉它们的话。你知道吗，最长寿的橡树能活一万年，我在书上看到的。”

1960年的春天，一个周五的晚上。

汉斯吃完晚饭，正准备上楼，舒伯特还站在餐桌旁边，没有像平时那样开始收拾碗碟。

汉斯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停了一下。

“你怎么了？”

舒伯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北德地图，走过来摊在了餐桌上，他的手指点在了汉堡以北一百多公里的一个点上。

“库克斯港，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