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钥匙（第2页）

“……好吧，我们会想办法。第二个条件呢？”

“归还我的物品。我的制服，我办公室里的东西。应该有一些在你们手里。”

1949年到1952年，接下来三年。

条件谈好了，盖伦组织的人答应了，但答应了不等于做到了。舒伯特在苏联的某个地方，要把一个人从苏联的战俘营里弄出来，不是写一封信就能解决。而他的物品散落在美军的几个证物仓库里，光是确认哪些东西是他的就花了好几个月。

所以汉斯在等。

盖伦组织在慕尼黑南郊给他安排了一栋安全屋，不是监狱，但也不自由。一栋两层的小楼，外面看起来和街上任何一栋民居没有区别，白色的墙，棕色的屋顶，院子里有一棵苹果树，钥匙给了他，门可以锁。

房子条件比苏联好太多了，有热水，有暖气，床是软的，厨房里有冰箱。盖伦组织的人每周会送一次基本食材放在门口，面包，黄油，鸡蛋，土豆等。但汉斯觉得他们选的东西根本不够，他开始自己去买。

但他知道有人在看着，对面的那栋楼里住着一个“退休邮递员”，每天准时在院子里浇花，浇花的时候永远面朝汉斯的窗户，街角的面包店里有一个店员总是在他出门的时候刚好站在门口。

他被允许在周围两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出门的时候戴墨镜和帽子，他会走到附近的小商店去买零食，或者别的他爱吃的。他自己做饭，这是他以前很少做的事情，但不代表他不会。摆盘丑，但挺好吃的。

他开始彻底的闲下来了，而且至少这个小房间完全属于他，不会有什么苏联人时不时来。没事他还玩一玩十字绣，因为这个按图纸做就行了，他喜欢这种成就感，有时候一干就是几小时。曾经他的双手管理死亡，现在开始管这些线了。绣完之后就把小图放在文件袋里存着，大图就卷起来放在柜子里，不然布放时间长了会有折痕。

盖伦组织的人每个月来一次，有时候是同一个人，有时候换。他们坐在客厅里，喝着汉斯倒的果汁，公事公办地确认一些事情：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最近有没有人来找你。是否需要医生。有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汉斯大部分时间说没有，偶尔会索要一些他想要的材料和画具。一方面是真的没有，另一方面是汉斯猜，如果自己平时不惹事，可能养一个人的成本真的很低，所以他们才沉得住气。

他们也问过他一些关于苏联的事。设施的位置，看守的数量，检查流程，这些汉斯说了一些，不是所有，但够他们写报告了。

但有一个话题，他们问了很多次，汉斯始终没回答。

“在苏联期间，您有没有接触过……和您类似的存在？”

“我不想谈这个。”

问话的人等了一会儿，以为他会补充什么，他没有。

他们换了一种方式问。“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苏联境内可能存在至少一个和您同类的实体。您在被关押期间有没有感知到它？”

“我说了，我不想谈这个。”

“这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知道，我暂时不想谈。”

汉斯自己知道为什么，他在苏联待了四年，他记得那些苏联人是怎么对待他的，抽他的血，化验他的尿。现在他可以走，但那个冬夜，那个雪原上的东西，他就走不了了，他不得不一直在那样一个国家里活着。但他还是在那，不要求任何人崇拜它，也不要求任何人承认它。

如果他把他的存在告诉西方人，他们会做什么？也许不会像苏联人那样粗暴，但他们会建档案，开会讨论。那个东西会从一座没有人打扰的山变成一份需要归档的文件。

他现在不想让那种事发生，所以他不说，盖伦组织的人后来不再问了，也许是放弃了，也许是从别的渠道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没有正式的工作，盖伦组织说等舒伯特回来，条件全部兑现之后再谈具体的合作方式，在那之前，汉斯只需要待着不要离开慕尼黑，不要暴露身份，不要惹事。

所以这三年，汉斯基本上是闲着的，中午起来，做饭，吃饭，出门买物资，回来。下午在院子里坐一会儿，看那棵苹果树，出门晒太阳很舒服。晚上画画或者自己玩自己的。

他不知道舒伯特具体在哪里，他问过盖伦组织的人，回答是“我们在想办法”。他又问了第二次，回答还是“我们在想办法”，他没有再问。他唯一确定的是舒伯特还活着，因为舒伯特如果死了，他们会直接告诉他，而不是说“在想办法”。

后来他才知道，舒伯特被关在东德的一个战俘劳改营里，直到1952年才被释放，盖伦组织用了一些东西做交换。

汉斯只知道有人打电话来告诉他：明天有人会来找你。

1952年，春天。

汉斯站在窗前，看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门口，车门打开，一个穿着不合身平民西装的男人走了下来。

舒伯特。

他瘦了很多，背没有以前那么挺直了，走路的时候右腿微微有些跛，但他提着那个皮箱的样子依然一丝不苟。

汉斯走下楼，打开门。

两个人隔着门槛对视了几秒钟。

“你老了。”汉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