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父亲用一辆旧自行车，将西贝从山东掖县的老枣树下强行“嫁接”到了上海的弄堂。回头，只看见姥姥那双小脚在尘土里徒劳追赶，像两根被时代抛弃的针怎么也缝不上她被撕开的人生。弄堂听不懂她的乡音，课本嘲笑着她的“留级”。从工厂的轰鸣，到一场父母敲定的、与“根正苗红”丈夫的婚姻，她用一生练习“融入”，却始终是个异乡客。午夜梦回，总能梦到冰河的沁凉和姥姥手心粗糙的暖。她将对故乡的眷恋与不甘，熬成滚烫的浓汤，试图喂给女儿，却只烫伤了彼此。女儿是地道的上海囡囡，在母亲的担忧中长大，从小就是个“药罐子”。她与这繁华都市的战争，早在医院的消毒水气味里就已打响。她的战场是孱弱的身体与这座城市高速运转之间的巨大鸿沟。母亲用乡愁对抗异乡，她用病历本对抗城市。母亲用一生怀念那棵回不去的枣树，她则用一生适应这副跟不上城市步伐的躯体。从1950到2027，从掖县到上海，从西贝到她的女儿。这是一场横跨两代、蔓延八十年的“迁徙后遗症”。她们是被连根拔起的两代人，是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母亲的战场是乡音，女儿的战场是体温。她们用不同的伤口，诉说着同一个命题：当身体与灵魂都找不到归处，何处才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