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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力的问题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现代问题，所以智囊型的人才一般只宜做参谋，不宜做统帅。方案再好，落实不下去的话便只是一纸空文。

正德年间的明朝政府早已不是什么高效的官僚体系了，王守仁新政一出，各级有关部门有的是办法来敷衍。王守仁只好三令五申，《申谕十家牌法》苦口婆心地告谕下级：“近来访查，发现各处官吏大多将十家牌法视为虚文，不肯着实办理；本当依法查办，但恐怕大家还没理解我的用心，所以我把十家牌法的意义向大家重申一遍……”（7）

做官只消巴结上级，做事却永远都有千头万绪，时时处处都会遇到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但认真总是有成效的，王守仁严加督办十家牌法，在相当程度上斩断了叛军的耳目。继而在十家牌法的基础上，王守仁专门针对农村情况推行了保甲制度：各乡推选保长一人，设鼓一面，有贼情则击鼓鸣警，保长统率各甲村民一齐捕盗。

但是，十家牌法也好，选拣民兵也好，一切措施都需要财政的支撑。面对种种额外的开销，钱从哪里来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情形很像今天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旁人看到的是颇有几分清高姿态的教育和科研成果，而校长、所长们最要紧的能力却不是学术能力，而是找钱的本领。钱是百善之源，无钱寸步难行。鲁褒《钱神论》早有名言：“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

王守仁的财政难题是，倘若申请财政拨款，朝廷无钱可拨；倘若向百姓摊派，那就会将更多的良民推向反政府武装的阵营。可选的方案也许只剩下这一个：从商人身上来找这些钱。于是我们看到王守仁的身上再一次闪现出了商鞅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