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的故事（第2页）

我也记不得此后听他讲了多少回？长毛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听得更多，因为它是主角，要以诗为证。我发现，长毛不喜欢头儿，有时也很不甩他，但挺愿意听他来讲它的故事。狗和人一样，有表现欲望，有表演欲望，虽然是条老狗，但也和所有的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愿意成为众人关注的重心，或者中心，或者焦点。

头儿有许多人性弱点，偷奸耍滑，好色贪杯，搞小动作，又不甚高明，想吃怕烫，其实很孬种。不过他挺能“咧玄”，这是东北话，就是天花乱坠，胡说八道的意思。他如果早生几千年，在古罗马，那位演说家西塞罗，恐怕对他能把死人说活的本事，也钦佩不已的。

他边讲边比画，不是拍拍狗脑袋，就是摸摸狗屁股，不是把它的嘴掰开，展览它那咬死过公狼的牙，就是出它的洋相，剥开它肚皮上钻火炕烧焦的疤痕。有时还叫它滚一个，这对它很难。第一，它老，第二，它胖，但是，它尽管老大不愿意，他是主子，他是老板，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完成这个动作。可是头儿总嫌它不卖力气，总要它安可，总要它来个前空翻，后空翻什么的，才让他脸上有光。这也是工班里全体工友极为反对的，肯定会有人跳出来阻止，大声对他呵斥：“别折腾它了，你以为它是一条哈巴狗，是个玩意儿啊？”

这真是一个教人徒呼奈何的世界啊！把智者和尊者当小丑使唤，而小丑却坐在太师椅上颐指气使，你说，它能不悲哀，它能不痛苦吗？它能不半夜冲着月牙儿低声地哭吗！说实在的，在那渺茫的日子里，在那无望的黑夜里，听到它在外边哭，我也忍不住将泪水往肚里吞的。

也许因为它对自己的故事听得太多次了，这条老狗不一定明白每句话的具体含意，但从头儿声调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所产生的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是在那狗脑袋里留下记忆的。每当他酒喝得多了点，每当在座有长头发的，就会精神亢奋，添油加醋，发挥过度，“咧玄”咧得没边没沿了。长毛有本事能听出不是旧版本而是新版本的不同来，就会抬起脑袋，盯着那张抽莫合烟的臭嘴。于是，头儿够老还不十分糊涂，马上打住，回到正题上来。

这故事在工班里，每个人都能倒背如流，大家称之为第九个样板戏。早先，头儿在隧道里打风钻，是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不正经干活的人。就那么一次，他进峒了，赶上了塌方事故，当场砸晕，被压在倒坍的排架下面，排架又压在好几十方石头和泥土下面。大家忙着逃命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会来上班，清点进峒人数的时候，也没有在意他的缺席。但人们发现长毛一边叫，一边用前爪扒着石头，便明白了怎么回事。显然它闻到了那莫合烟味，大家足足扒了好几个钟头，才将他拖出来，都以为他死定了，抬到峒外，经光线一激，醒了，浑身上下，居然连块皮都没蹭着。

长毛也就出了名，据说，还上了《森铁工人报》的。说着，他就要翻箱倒柜地找那张旧报。马上有人揶揄他，头儿，那报纸五百年前，就让你卷莫合烟抽了。整个班里的人，并不尊敬班长，却都关爱这条老狗。尽管满嘴流那种白色的、黏黏的、令人恶心的哈喇子，让人腻胃；尽管这位老先生，肠胃不好，常常接二连三，放很臭的屁，令人掩鼻；尽管有时碰上一条小母狗，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突然轻骨头起来，追着人家屁股后边，往尾巴下狂嗅没完，浑身哆嗦，让工班足足能乐上半天，弄得它也很不好意思……这种上了年岁以后的人也好，狗也好，都是难免会有这样缺点，那样毛病，人们也能担待。谁能永葆青春，谁能长生不老，等你老了的那一天，或许还不如长毛，有这份人缘呢！

大家当着头儿的面就说过，你也别灰心，头儿，要是真让我们选班长的话，长毛能当选，也没你的戏。

我很同意众人的高见，因为我也看出德才兼备的长毛，是个当领导的材料。在班里，它就防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便是班长。它对我的警惧，是政治，因为我是“右派”；它对头儿的戒备，则是本能，因为那家伙确实是个坏分子。

我到工班劳动的几年里，这条狗既不跟我表示亲热，也不跟我表示不友好。冷冷淡淡地跟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始终如一，我不能不佩服。我相信不会有人对它宣读文件，这是一个写小说犯了错误的“右派”；这是一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类分子”；这是一个有五公斤零二百五十六克重的档案，被中央文革小组的姚文元批判过的十恶不赦者。即使向它传达，向它布置，它能领会，能把握吗？但是，它不领会，它不把握，怎么偏跟我划清界限呢！一个装卸班三十多人，它就将我视为异类，视为印度那不可接触阶层，岂非咄咄怪事？嗣后，我把这条狗的阶级觉悟，多次讲给别人听，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会存在一条懂得政策的狗，无不表现出匪夷所思的样子。

相比之下，头儿相当完蛋了，口口声声无产阶级，两杯酒倒进嗓子里，阶级没了，立场完了，哪怕我刚刚从批斗会上，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回来，也敢跟我称兄道弟，为我打抱不平，“谁让咱们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呢！”如果再让他喝下去，那就咧开玄了：“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小心秋后拉清单！”这好像是小兵张嘎的话，我不得不赶紧捂住他的嘴，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因为，谁也保不齐，转过身来，他跑到队部去汇报，敢赌咒发誓说那是我讲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不是没有这样干过。

初次见面那回，我看他还有酒兴的样子，索性把瓶子交给他，他一边喝着，一边招呼长毛，“过来过来，”叮嘱着，“你可不准欺侮他哦！”这个他，就是我。

长毛不表态，离我一米远，不肯往前挪一公分，我很诧异，它怎么就知道我是“右派”？难道它阅读过一九五七年发表我处女作的《人民文学》杂志，难道它阅读过同年《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判我的文章？为什么如此铁面无情，为什么如此岿然不动，我直到今天，也解不开这个谜。有时，忽作奇想，也许它不是狗，而是一个以狗的形式出现的人，正如有的狗，以人的样子生活在我们中间一样，这世界本来就是很扑朔迷离的。

接着，他又启发：“长毛，你咋不跟老李说说悄悄话呢？”

这是最可怕的热情，长毛对人要表示亲密的话，就是把那臭烘烘的嘴，贴过来，也是头儿经常强迫它表演的。那黏液似的哈喇子，粘在脸上，加之腥臭，实在受不了。幸好，它不肯赏我这个“右派”的脸，它的立场坚定，倒把我给饶了。但实际上，这条有派司的狗，只是疏远我，并不欺侮我，真正刁难我，**我，陷害我的，倒是这位工人阶级不离嘴的头儿。

我不知道头儿当流浪汉的时候，是不是蹲过“笆篱子”？他按谁最新来，谁最低贱，就得挨尿桶睡的牢狱规矩，讲完狗的传奇以后，安排铺位，要我与它比邻。受监督劳动的我，没有资格说不的我，自然不好表示异议。

我说不在乎，还自我解嘲，外国人还有与宠物狗睡一个被窝的呢！说完这句话，班里的工友，都掩口胡卢而笑。我懂，他们为什么乐我，只要是狗，就有股子狗臊气，即使如今布什的总统狗，恐怕也不例外。尤其下雨阴天，狗的毛皮里泛发出来的气味，是很熏人的。但到了当天晚上，我才明白众人们讪笑的底里，还没有跟我的邻床道晚安，它就打起呼噜来了。就冲它打出来的呼噜，也该当狗王，真有雷霆万钧之势。看起来，狗臊气，区区小事，狗呼噜，才真正可怕。很长一段时期，我对这位邻床朋友的鼾声，恨之入骨。我甚至琢磨过，要不要杀死它，然后自首，以阶级报复罪坐牢，也不至于常到医务室要安眠药，以为我想自杀。

后来，我也就习以为安了，不那么想谋害它了。第一，它挺尽职，睡不多一会，就出去打更。第二，它是一条公狗，一条老公狗，这一点，跟爱拈花惹草的头儿，秉性类似。工棚里的人，也蛮幽默的，有时也挺耐人寻味，早晨广播喇叭一开，门口不见长毛，间隔里没有头儿，“二位老同志又加班加点，一宿未归啊！”

当然，头儿也未必就是去搞女人，更多的恐怕是去喝酒，去摸纸牌，去做一些地下交易，将公家的物资器材，偷盗出去变卖。所以，大家看不起他，也属正常。在装卸这行，谁身强力壮，谁就是大爷。一班之长，起不了带头作用，说话就不顶屁用了。他那身子骨，并不比我更壮到那儿去。有时他修理我，收拾我，“别人背两袋水泥，你为什么不？”那些工友就会驳他，“你先背给人家看看？”其实，他们未必多么想保护我，而是十分讨厌他。有时候，摸着长毛的脑袋，“你呀你呀，多余把他从塌方里救出来呀！”

只要卸空了的水泥车皮拉走，在远处的长毛就会一路小跑而来。在货场的站台上，歇过乏来的工班工人，“长毛”、“狗王”地乱叫一通，每一位都会跟它打闹一阵，它也愿意跟这个班的人亲热。水城西站算是大站，货场上，无论是装货卸货的职工老乡，无论是来来往往的上下旅客，无不对这条特大号的狗表示骇异、好奇。那时没有追星族这一说，只要它一出现，比时下的歌星、影星还红，人也好，狗也好，都会把目光集中到它身上，跟着它走，围着它看，这也是我们工班最为光荣，最为自豪的一刻。

头儿自然觉得更有面子，只要有听众，卷起莫合烟，又开始讲他埋在塌方的排架下，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故事。

然而，这一天，货场上没有出现这理所应有的热闹场面。长毛没有来，头儿也不知影踪。那天夜里，没有呼噜声，没有狗臊气，在这种难得的清静里，我喝了大半瓶子酒，竟越喝越清醒。我甚至觉得我听到了它的哭声，那正是一个下弦月的清冷之夜，我只是对班里睡得离我不远的人轻声说，是不是长毛回来了？呼啦，整个工班二三十口子，都爬起来，冲出工棚，但是，只有月牙，没有长毛。

这条老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大家都有一种预感，料定头儿瞒着我们什么，别看他伤过心，掉过泪，别看他隔不两天，就趴在挨着我的狗窝上，一面磕头，一面干嚎，但是，全班没有一个人出声，没有一个人不瞪着眼睛看他。

最后一次，他磕完嚎完，对我说，大概他也只敢对我这个不能说不的“右派”说，“要不，把它的窝给拆了吧？”

这时候，他绝没想到这些爷们的吼声，差点把工棚顶给掀了：“你怎么就知道长毛不会回来？”

从此，我们班再到车站卸水泥，不管多累多苦，只要活一干完，立刻打道回府，绝不在那儿多停留。好几个月以后，也许有半年之久吧，我们渐渐接受了没有长毛的单调无聊的工班生活，也终于承认了这条狗太老了，肯定错爬上停站的车，结果车一开，下不来，不知拉到何处去，再也找不回家的严酷事实。但我，心里总抱着一丝幻想，说不定某一天，某一刻，它像旧俄作家契诃夫短篇小说《卡诺契卡》里的小狗狗，那流着哈喇子的臭嘴，又贴上我们这二三十个爷们的脸呢？

那天，我们又到车站卸水泥，那六十吨车，卸得我们连骨头架子都散掉了。头儿提议，“要不，还是歇会儿，塌塌汗吧！”

这话要别人说，也许就这么办了，独他的嘴里说出来，大家就偏说不。

“好，听便听便——”他话未落音，独自从我们一堆人中，箭也似的穿了出去。货场尽管人来人往，而且时近黄昏，但还是看到头儿急急忙忙跑过去，拦住了一辆老乡的马车，不知谁眼尖，说了一句，“那车上卧着的，是不是咱们的长毛？”

货场顿时像发生里氏八级地震似的，陷入大混乱中。这二三十条如同水泊梁山杀过来的好汉，因为刚卸完车，每个人都光着膀子，一脸水泥，灰头土脸，形象恐怖，呼啸着朝头儿和那架马车冲将过去。吓得整个车站，马嘶人叫，鸡飞狗跑，警察出动，保安追赶，尽管夜色朦胧，尽管路灯晦暗，这些人对朝夕相处的长毛，还有认不出来的道理。

这时，我们这位头儿，看到这种来者不善的阵仗，好像谁截去了一段小腿，扑通跪在地下。那个赶车的马帮，也放下车缰绳，举起双手，作投降姿势。工班的人围上去，以为长毛还存活着呢？谁知却是它一整张已经硝制过的毛皮。那长长的绒绒的毛，该白的白得如雪，该黑的黑得发亮。几十只手都伸过去，想最后摸这老狗一把，还是那样茂密，还是那样厚实，还是那样温暖和柔软，谁都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还有人在喊着它的名字。

当人们将这一大张狗皮撑开来，看到长毛当年因为钻火炕而烧伤的一块光板皮时，我不知道别人是个什么样的反应，那一刹那，我真有死过去的感觉。眼前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围着我急速地旋转起来。能看到的，只有那弯弯的月牙，能听到的，只有那悲哀的哭声，我再也支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