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第4页）

他一边饮酒，一边微笑，“诸位别恭维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两杯，我没有他永远不醉的高水平，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从我一九四八年认识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沟里，我就不怎么佩服你的，白涛老兄！但几十年交往下来，我又不能不赞成你了。因为你活得不但比我们哪个人都好，而且聪明到共产党拿你没办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讽刺当回事，因为我是晏波带到解放区去的关系，他跟我不甚见外。“大家只是个印象而已，其实比我春风得意些，左右逢源些，沾共产党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实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只顾自己的聪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聪明而且会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轰然叫绝：“对极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没有必要为无谓的事情伤脑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为我们相识太早，记得进入解放区后，第一个用枣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还为我写过一首诗：

“阮伶不戒酒，

李白诗丰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时，我们这些新去的知识分子都吃大灶，领六斤小米的补贝占。他其实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过封锁线，护送到根据地的。但他是诗人，又到联大去讲了几个月的新诗运动，竟混上了中灶伙食，营级干部。可护送我们这些大学生到解放区去革命的，那个风风火火的晏波，经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过和我们一块啃窝窝头，享受大灶待遇，我们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领导去说理。

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这种赤诚的职业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动员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样，把我们这些青年人的热情鼓动起来外，她对于自己的一切一切，都无所谓。她阻止了我们，“干什么？干什么？”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来，赶我们回驻地去。

后来，也知道，她不是没有想法，不过，她觉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许因为这点历史因缘的关系，我和智者这几十年倒没断了来往。

他就这样渐渐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诗人以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见大官，下见平民，就这么一个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态度。他不去讨人喜欢，也不特意地讨谁不喜欢，他让人觉得他无野心，可信任，不戒备，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诗，经常见报，他的画，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员，可在官员眼中，又是一个从老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范畴的文化人。身体又不好，经常住医院，也就不把他太当回事，又不能完全不当一回事的对象。所以解放后，这次运动，那次运动，在劫难逃者众，他能安然无恙，而且并不比别人吃亏，就是沾了这种不即不离，和不使得强者十分戒意他的便宜。

“这老小子，该捞的全捞到了。”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维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险几给戴上这顶桂冠，亏了加农炮保护了她，这位将军进城后官做得很大，说话自然算数，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个白涛，总是他把我找去帘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时小酌，有时赏饭，倒不怎么嫌弃我脑袋上那顶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欢他，但也不像别人那样讨厌他。虽然心里也不甚平衡，我倒霉因为我写了小说，晏波倒霉因为她说了农村的真实情况，而白涛，比我们俩更加言不及义；可刚一开始整风，他就因胃溃疡住进了医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认识得多，医生总不让他出院，躲过那场暴风雨。

“别喝闷酒哦！”

我借酒盖脸，故意问他：“我弄不懂，怎么她有事，而你没事，她下放，而你安然无恙？”

“你以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断头台的嘛？”

我说：“但愿不是！”

“当然不是！”

后来，没有很久，晏波下放结束，又回来了。我们谈起来，对于她先生这平安无事的岁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运这一说，不知为什么，上帝总给他笑脸。我从来也不敢跟上帝作对过，但上帝却总是惩罚我。

他当着晏波大发宏论：“那是因为你们太执着，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有时候执着，有时候就不能执着，要知道，脚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说：“我其实是很现实的，我怎么不想适应？我讨好过，我改变过，我服帖过，我低头过，我甚至求饶过，但上帝仍旧不允许我适应呀！”

智者一笑，“这说明你适应得还远远不够，适应是一门学问。有主动的适应，有被动的适应，有适应中的不必适应，也有作出不适应的样子，而实际的适应，有大适应而小不适应，也有半适应的半不适应……”

晏波不耐烦地截断了他：“算了，别贩卖你的庸俗哲学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滑头——”

“不是滑头，而是聪明，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都有一个态度。有人要硬碰硬的改造这个世界，有人只想以柔克刚地适应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分歧！”

晏波也不客气：“这也就是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的缘故。鸡和兔固然不能同笼，鸡和鸡，兔和兔也未必能在一个笼子里共同生活下去。”

一提到这个古老的话题，白涛哈哈大笑。笑归笑，但从那开始，这两口子实际上也就分道扬镳了。所以，那位百分之百的女布尔什维克，忍受不了造反派对一位清白无辜的同志，那种诬陷不实之词，才愤而突围牛棚，一走千里，踏上她自己的寻求伸张正义之路，也许是对他这种适应生存学说，最后的弃绝吧？

也许，她终于悟了去寻找她错过的爱？人家越是要揭发那尊加农炮，她倒越是觉得自己当年的弃绝，是多么的错误了。于是，她走了，留下了白涛在牛棚里做一群被管制的走资派的头。

从我认识白涛那天起，他就是一个天生应该当头的人。如果你和他一起沦落到一座孤岛上，那他准是鲁滨孙，而你却非是礼拜五不可。他这一生，组长，队长，部长，会长，主任，常委，成员，书记，没有他没干过的职务。他是我们国家里常见到的，一个永远动嘴，而不动手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家，不必一定身体力行，只管原则领导，只管掌握方向，只管画圈拍板，只管给下面精神，指示，和红头文件就行。坐在主席台的位置上，能够到时候说上几句提纲挈领式的意见就行。

当然，在主席台上，还得有一个自己的用塑料丝织成的套子裹住的茶杯，有一个塞在耳朵里的助听器，有一副看文件的老花镜。其实，他听力和视力，都好得异常，那位德国医生给他查过的。

我时常替他扮演的角色担心，“万一，你说出一些不在行的话来呢？你不可能是万能和全知的上帝。”

“阁下，以后请你不要向我们这些成熟的老同志，提这些幼稚的问题好不好。领导只抓原则，而原则是虚的，是纲，是精神，是形而上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怎么能外行呢？”

有一年，他到新疆和田地区去了。回来，给我捎来一块石头，说是和田玉。

“你到那儿干什么？挖掘古文物？”

因为他是文化人，而且在文物收藏上有点名气。

他告诉我：“我去是抓棉花生产。”我差点笑穿肚子，他也笑，当然是奸笑，然后正经地说：“我还担当两州八县的消灭二代棉铃虫的总指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