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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逃亡之路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很快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绝食五天后身亡。

吴宓去悼念老先生时，陈寅恪告诉他，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就已经接到日本宪兵司令部送来的邀请函，要他赴宴。为保全气节，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他决定秘密离开北平，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寅恪以为“文化不可以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身边这活生生的例子刺激着吴宓，吴宓不想躲到防空洞里，仍然躺在**。他想到了自杀，自己一介书生，不想当亡国奴，也当不了文天祥，只有自杀，或者到庙里当和尚去。

7月8日的吴宓日记，是这样记录卢沟桥事变的：“昨夜，日军占卢沟桥，攻宛平县城，与中国军冲突。是日上午，闻炮声。”7月9日，“上午仍闻炮声”。7月10日，“卢沟桥退兵，以石友三部保安队接防，而日兵则未尽撤”。

8月5日，日军占领清华园，整个清华大学人心惶惶，吴宓还是没拿定主意，到底是走还是留。他的很多朋友都劝他进城，陈寅恪也赶来对他说，不走难免受辱，还是进城暂时避避。9月，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7日，吴宓等人决定离开北京，开始逃难，谁曾想到这一离开就是永别，后半生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回过北京。

当吴宓登上开往南方的火车时，车厢里有很多日本军人，日本军官看他是一介书生，还给他让座。但在吴宓看来，日本人拿着武器血腥地占领了北平，却还在假装礼仪与文雅，他内心更添气愤、屈辱与痛苦。

一行人先到天津，航海至青岛，船上人多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知什么原因，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爬到吴宓的**，吴宓大吃一惊，忙起身抓螃蟹，一通折腾，终夜无眠。

抵达青岛后，吴宓等人登陆客运码头，遇到警察检查行李，这一通检查，行李拆开重新打包麻烦不说，主要是那些书籍一检查起来，难免七零八落，所以吴宓赶紧拿着清华大学的证明书、徽章、名片等向警察游说，希望可以不用检查。警察其实也不懂吴宓教授的名头，但看他有各种证明书，最后还是给了他们行李免检放行的待遇。

随后，吴宓乘马车行经青岛的街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取代德国，强占我国青岛，青岛有日本人不少产业。而战事临近，日本人在青岛的财产被查封，街面的店铺大多都关门闭户了。

此时吴宓又想到了毛彦文，毛彦文嫁给熊希龄后，每年夏天都会到青岛避暑消夏，熊、毛二人还打算创办幼稚园，推广学前教育，但因为卢沟桥事变，只好中断办学计划，仓促离开青岛。如今青岛风景依旧，可惜吴宓已经没了观赏这些风景的心情。

日寇轰炸济南，但胶济铁路照样运行，于是吴宓等人登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到郑州，后赴武汉，再乘车到达长沙。刚到长沙的天气阴雨连绵，吴宓等人在泥路中摸索前行，苦不堪言，走了半个小时，才碰到一辆黄包车，将他送到了住处。然而又是一夜风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吴宓带的棉被又小又薄，他蜷缩在被窝里，又冷又饿，睡不着觉。

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衡山圣经学院，吴宓在文学院外文系任教，他负责教授三门课程：《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欧洲古代文学》。

难中办学，条件艰苦，教授宿舍紧张，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人合住一室。晚上，吴宓开始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写好后，再用红笔加以勾勒。第二天，吴宓最早起床，也不惊动室友，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拿出昨晚备课所写条目，反复诵读，等他人都起床后，才回到宿舍。吴宓的学生只知道老师上课从来不看讲义，自然滔滔不绝，娓娓道来，哪里知道老师课前功课做得这么足。

好景不长，很快长沙就被轰炸。因此在长沙临时大学里，学生们开始进行“是读书还是参军”的争论。最后大家认为：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1938年1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奉令迁往云南，后于5月4日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长沙至昆明的师生，分为两路撤迁：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教授闻一多等率领由陆道步行赴昆明；一路为女生和大部分教职工家眷，乘粤汉铁路取道香港、安南（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昆明。吴宓随第二路南下。

闻一多先生鼓励同学们说：“去吧，去认识我们的祖国！”后来成为植物学家的吴征镒，当时是最年轻的助教，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虽然叫行军，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不习惯像军队一样排好队走，而是稀稀拉拉地拉得很长。有的同学搞社会学的，或者搞文学的，还深入到民间，去访问民族歌舞、语言、风俗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和闻老师、李老师坐在公路边上，互相议论国事，谈学问，谈所见所闻。”

危急关头，我们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一批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我们继续看吴宓的情况。1938年元旦的前一天，吴宓在《大公报》上看见了熊希龄在香港病逝的消息，非常震惊，心想此时毛彦文正是需要安慰的时候，于是第二天就以两人共同的朋友贺麟和自己的名义致电毛彦文，电文写得非常客气。我给大家念念：

香港电局探交熊希龄夫人礼鉴：惊悉秉老仙逝，无任悲悼。至祈节哀顺变，谨此唁慰。贺麟、吴宓。

熊希龄字秉三，因此吴宓尊称为秉老。发这封吊唁的电报，吴宓还是有小心思的，他想的是熊希龄已经去世了，说不定自己还有机会和毛彦文重修旧好，因此又给毛彦文写了封长信，约在香港见面。

吴宓到达香港后，见到了老朋友陈寅恪夫妇、叶公超、金岳霖等人，并在西文书店为联大外文系选购旧书。到香港后，吴宓才知道毛彦文已经去了上海，不过他见到了毛彦文的堂弟毛仿梅。毛仿梅详细的告诉了吴宓熊希龄到港后生病、去世、丧葬的情况，也讲了毛彦文近况。另外，毛仿梅还特意告知吴宓说：按照毛彦文现在的处境，和从前不同。如果你真的爱护她，此后就不必给她写信了，更不需要去看她，以免传出什么流言，对大家都不好。

吴宓这么聪明的人，当然猜得出这样的外交辞令是毛彦文的意思，这是想将吴宓远远推开，所以吴宓在极度失意的情况下离开了香港。

3月7日，列车接近昆明，抗战后方的天空晴空万里，昆明近郊农田广布，一副江南风景。农人在田间耕种，虽然辛劳，但是暂时没有战火，也让吴宓为他们感到高兴。列车到达昆明后，西南联大校务长及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已经在火车站迎接自己，这样的待遇，让吴宓顿时一扫心中的愁闷。

此时，西南联合大学中大批学者云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现代大学。昆明由此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吴宓绝对没有料到的是，前往昆明的这一决定，竟然会影响他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