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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坚忍性格战胜困难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君子立于世，非忍不可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

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低，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

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这些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闿运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都终为其感动：

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

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竞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于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

“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官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心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

曾国荃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他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和上海势力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

1862年，李鸿章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耍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鸿章40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

这种九折臂三折肱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描述成冷血动物。他到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打脱牙，和血吞

“打脱牙，和血吞”，是曾国藩坚忍之气的名言。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1。修身要忍，处世也要忍

曾国藩高深的做人功夫，来自他多年的修炼和打磨。“忍”字是他平生恪守的做人要义。在他看来，“忍”字第一义，要求具有超强的自制力，此为“修身忍”；第二义要求有容人之量，与人为恕，与己为忍，此为“处世忍”；第三义要求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的勇气，此为“战术忍”；第四义要当断则断，不留后患，此为“断事忍”。欲成大事，此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曾国藩通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2。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进剿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是接连失利。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全局。

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

当时的情况也确是如此，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和闽渐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除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急调水师总统褚汝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

湘潭全胜、靖港大败，由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联合会奏经过，请奖励立功将士，而曾国藩则单上一折，痛陈自己的失误，奏折最后他沉痛万分、深切自疚地说：“臣整军东下，本想疾驱出境，乃该逆（太平军的林绍璋）大举南犯，臣师屡挫，鄂省危急，不能速援，江南贼氛，不能迅扫，大负圣主盼望殷切之意，请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对于曾国藩自罪自责的一片苦心，咸丰皇帝并未理解，又想起了在授鄂时曾国藩的“抗旨”之举，甩手便是一巴掌，使曾国藩好不伤心。

咸丰皇帝朱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责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真是嬉笑怒骂，无所不至。曾国藩于是被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随后，咸丰皇帝又以株守长沙不主动迎战之罪名，将湖南提督鲍起豹革职，任命云南腾越镇总兵常存为提督，在其未到任前，暂由塔齐布代理。两个月后，骆秉章参奏常存在长沙守城时，畏葸逃避，改授塔齐布为湖南提督。至此，湘军在与湖南大吏的长期争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终于在湖南站稳了脚跟。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据查，湘军岳州大败时，敢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

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5000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增至10000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还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2000，并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1000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到此事时写到：“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