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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走的一条路通到了河边。快到桥的时候，路上有一长排被人家丢弃的卡车和大车，一个人影也没有。河水涨得很高，桥梁中间被炸毁了，石头拱门掉进了河里，被褐色的水淹没。我们走上河堤，去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过河。我知道前方有一座铁路桥，也许能从那里过去。小路又湿又泥泞。我们没有看到任何部队，只有被人丢弃的卡车和空****的商店。河堤上空无一人，只有湿漉漉的灌木丛和泥泞。我们沿着河堤走一段路，终于看到了铁路桥。

“多么漂亮的桥啊!”艾莫说。那是一架很普通的铁桥，很长，下面的河床通常是干涸的。

“我们得抓紧，别等他们把桥炸掉。”我说。

“没人炸桥，”皮亚尼说，“都走了。”

“可能装了地雷，”博内洛说，“您先过去，中尉。”

“无政府主义者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艾莫说，“让他先走。”

“我先走，”我说，“就一个人，地雷不会爆炸。”

“你看，”皮亚尼说，“这就叫有脑子的人。你为什么就没脑子，无政府主义者？”

“如果我有脑子，我就不会在这里了。”博内洛说。

“这样挺好，中尉。”艾莫说。

“挺好。”我说。我们已经离铁桥不远了。天上乌云密布，下着小雨。这座桥看上去很长，很坚固。我们走上桥头。

“我们一个一个过去。”我说。我开始过桥，我仔细观察枕木和铁轨，看看有没有绊线或者炸药的痕迹，但我什么也没看见。从枕木的缝隙往下面看，河水夹着泥浆，流得很急。越过湿漉漉的乡野，我能看到笼罩在雨水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回头看了看。在河的上游还有一座桥。就在这时，我看到一辆车正要从那座桥过去，那辆车是黄色的，好像裹着泥浆。桥的两侧栏板很高，车一开上桥就看不见了。但是，我看到了司机和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人的头，后座上也坐着两个人。他们都戴着德军的头盔。不一会儿，车就过了桥，然后又被路两边的树林和废弃的车辆遮住。我朝艾莫挥挥手，他正要过桥，我也向其他人招手。我走到铁路路堤下面，在那里蹲着。艾莫下来和我蹲在一起。

“你看到那辆车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都看着您。”

“有一辆德国军官车刚从上面那座桥过去。”

“军官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余的人都过来了，我们都蹲在路堤下面，隔着铁轨看着那座桥，看着那排树和那条路。

“您觉得我们被切断了吗，中尉？”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那条路上有一辆德国军官车。”

“你是在开玩笑吗，中尉？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

“别胡说八道，博内洛。”

“要不要喝一口？”皮亚尼问，“如果我们已经被切断了，干脆大家都喝一口吧。”他解下水壶，打开盖子。

“看!看!”艾莫指着那条路说。在那座石桥上，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的头盔在晃动，显然是有部队在行军。钢盔向前倾，前进的节奏感让人惊叹。他们从桥上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那是一支自行车部队。我看到前面两个人的脸，他们面色红润，看起来很健康。他们的头盔盖着额头，也遮了脸的侧面。他们的卡宾枪扣在自行车的车架上；他们的腰带挂着手榴弹，柄朝下；他们的头盔和灰色的制服都湿了；他们骑得很轻松，眼睛盯着前方，不时朝两边张望。前面是两个一排，后面是四个一排，再接着是两个一排，后面跟着十个人左右，后面又跟着十来个人，最后是一个人。他们都不说话，但即使他们说了话，我们也听不到，因为河水哗啦啦地流淌着。他们继续往前骑，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人，”皮亚尼说，“不是奥地利人。”

“为什么没人阻止他们？”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把桥炸掉？为什么不在堤岸上架机关枪？”

“你来解答一下，中尉。”博内洛说。

我很生气。

“真他妈的不可理喻。他们炸了下面的一座小桥，却留下这座连接大路的桥。人都跑去哪儿了？怎么不设法阻止他们？”

“你来解答一下，中尉。”博内洛说。我干脆闭嘴了，这都不关我屁事，我的职责是带领三辆救护车去波代诺内，这个任务我都完不成了。按目前的情形看，我能把这几个人带到波代诺内就不错了，可能连乌迪内都到不了。我没那么大本事。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别被人家打死或俘虏。

“你水壶打开了吗？”我问皮亚尼。他把水壶递给我。我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我们是不是该上路了？”我问，“不过也不用着急。大家要不要先吃点什么？”

“也没地方待啊。”博内洛说。

“好吧，我们上路。”

“我们就从这里走吧，隐蔽一些。”

“我们最好从上面走，他们也可能从这座桥过来，别让他们居高临下先看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