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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生命力的复原，我必须对供给我最大和最旺盛刺激的人，表示几句感谢的话。这是指我与瓦格纳的密切关系。我很轻易地忽视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但是，如果我生命中失去那些在德雷斯登（16）的日子，那将是无比的牺牲，那些充满信心、愉快、光辉和奥妙时刻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曾把瓦格纳看成什么人：但是，没有乌云遮盖过我们的天空。这点再把我带回到法国，我与瓦格纳的崇拜者没有发生什么争论，这些瓦格纳的崇拜者由于相信他像他们自己一样而去赞扬瓦格纳：对这些人，我只表示我的轻蔑。

由于我的本性与一切条顿式的东西不兼容，以致只要有德国人出现的地方，就会阻碍延迟我的消化，所以，我与瓦格纳的最初接触，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我受他的影响，我尊敬他，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人不同的人，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式美德”相反、并反抗“德国式美德”的人。我们这些呼吸五十年代潮湿空气的儿女，对“德国的”这个观念，必然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不得不成为革命的人，我们不能赞同一个虚伪者当道的环境。这个虚伪者今天是否以不同的方式行动，是否披上猩红的服装或穿上骠骑兵的制服，我觉得这是无关重要的。

瓦格纳也是一位很优秀的革命人物，他摆脱了那些德国人，除了巴黎以外，欧洲其他地方，是没有艺术家生存余地的。那种作为瓦格纳艺术条件的所有五官的聪敏，对差异性的敏感，对心理病态的敏感，这些都只能在巴黎才可以发现。别的地方，都没有这种对形式问题的爱好，对周围状况的重视，而这种重视是突出的巴黎式的重视。

在德国，一个人根本没有巴黎艺术家心灵中那种伟大的野心。德国人是温顺的。瓦格纳以往一点也不温顺。但是，关于瓦格纳所带来东西的问题（见《善恶的彼岸》中第269号警句）以及与瓦格纳关系最密切的人，我早已说得够多了。他是一个法国后期浪漫主义人物，像德拉克洛瓦（17）和贝辽士一样，那些趾高气扬而志向远大的艺术家，都是病弱而无可救治的。

他们都是表现的盲目崇信者，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匠人。谁是第一个有才智的瓦格纳追随者？是波特莱尔（18），这个人也是第一个了解德拉克洛瓦的人，那位典型的颓废者，这一代的艺术家都在他身上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也许他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宽恕过瓦格纳？因为他降格跟从德国人，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德国所及之处，他就腐化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