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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斗是另外一回事，根本上来讲，我，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

一个人要能成为别人的敌人，但要能成为敌人，要先有强健的体质，在任何情况下，这是与一切强健体质连在一起的。它们需要阻力，因此，它们寻求它：侵略感必然属于力量，正如报复和怨恨必然属于衰弱一样。例如，女人是怀恨的：她们的衰弱包含了这个感情，正如包含了她们易于感受别人的不幸一样。

侵略者的力量，取决于他遭遇的抵抗；一切力量的增加表现在寻求不可轻视的对抗者，或者表现在寻求问题之上。因为一个战斗性的哲学家甚至总向问题挑战。他们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我们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当一个人轻视别人的时候，他就不能向他挑战。当一个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当一个人把某些东西看作不如他的时候，他就不应该挑战。

我的战略包含四个原则：

第一，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着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

第二，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攻击那些我必须单独攻击的东西，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只连累自己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公然采取一个不连累我自己的步骤，这是我所谓正当行为方式的标准。

第三，我从不攻击人身，我只把人物当作一个有效的放大镜，借此可以使那一般的，但捉摸不定、难以接触的丑恶看得更清楚。我以这种方式攻击大卫·施特劳斯（3），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以这种方式攻击德国文化界继续给予一本老书的欢迎。因而，我当场看破这个文化。我以这种方式攻击瓦格纳，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我以这种方式攻击我们“文化”的虚伪或杂种本性，这种虚伪或杂种本性把精英与繁多，衰颓与伟大混为一谈。

第四，我只攻击那些排除一切个人差异的东西，只攻击那些其中缺乏令人不快经验的东西。诚然，对我而言，攻击是善意的证明，同时，在某种环境之下，也是感激的证明。我凭借它来表示我对一件东西的尊重，我凭借它使某种东西显得与众不同，无论我是否把我的名字与一种制度或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无论我对二者是赞成还是反对，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向基督教挑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基督教范围里没有碰到过不幸或困难。最热心的基督徒们，总是对我表示善意。就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人，我个人决不对长时间的必然结果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