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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史学是一门大学问，中国古代的史学更是如此，以至于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直言：“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1]李约瑟先生也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能被称为‘科学女王’的不是神学或形而上学，更不是物理学或数学，而是史学。”[2]中国史学的发达既取决于对史学的重视，更取决于对史学人才培养的关注。唐时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刘知幾：“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刘知幾回答说：“‘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3]后来，章学诚又在史学三长“才、学、识”的基础上增加了“史德”。善文、炼事、断是非始终是从史者必须修炼的功课。近代以来，史学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史学专业化大大推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历史学本身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传统史学的训练模式和方法日益为人们所遗忘，只具备单一知识结构的学者很难读透综合知识结构下产生的思想。历史工作者的培养面临严峻的挑战。

早在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已经意识到了历史学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缺陷，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有幸认识了白先生，并受到白先生教育、指点多年，收获丰硕。他指导我读“活书”，鼓励我读好行政管理这部“活书”，认为行政管理这部“活书”是历史学研究不可或缺且必须认真对待的必读书，读好这部“活书”对于历史学知识结构的构建非常必要。我不断思考着白先生对我的教诲，并自觉将其付诸行动，扩大知识面，补好实践这门课，博观约取，勤践精思，努力提高自身创造知识的能力。多年的实践表明，白先生的教育对我合理利用时间，辩证看待“平面之书与立体之书”之间的关系帮助极大。正是在白先生的点拨下，我慢慢地养成了读“活书”、看“活书”的习惯。我由衷地感谢白寿彝先生。

本书分“史学释义”、“史苑练艺”（上）、“史苑练艺”（下）与“史坛讲习”四部分。“史学释义”是我对历史学一些问题的思考，主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史苑练艺”主要立足于古罗马，既炼事又练文，希望在清明的文字之上泛起思想的涟漪；“史坛讲习”为我对大学及学科的定位，有授课的部分内容，也有与学生一起完成的习作。如果我的实践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那就是对我的最大鼓励。

杨共乐

2016年2月28日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英］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张卜天译，2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新唐书·刘知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