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第1页）

与此同时，那些虽然不是经学博士，也未必是什么儒学大师的人，包括在野的学者、在朝的士大夫，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石渠阁会议，但有不少却能保持自身的独立，该批判时政就批判，该谏议皇帝就谏议，仿佛儒学另有一套价值观似的。

换言之，经学是儒学，但儒学未必是经学。

打个比方，今天“西方国家”的“经学”是欧洲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但这些理论不只是“经学”，还是大学里的研究课题，是一些个人秉持的价值观，等等。

汉朝虽然从汉武帝开始逐渐推崇儒学，但目的是建立帝国自身的王官学、经学，而不是纯粹尊崇作为一门私家学问、个体思想、批判理论的儒学。

所以，至少在汉宣帝的时代，“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勉强说“尊经”。

在盖宽饶看来，汉宣帝的这种“尊经”很虚伪，他看到的是皇帝更重视刑法，更信任宦官，并有意把儒学压制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于是，他给汉宣帝上书说：

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5

“儒术不行”，才是昭宣时期儒家地位的准确写照。在盖宽饶这类士大夫眼里，儒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那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6

不管是有意无意，盖宽饶透露了儒家对理想政治的心里话：要实现选贤任能的“官天下”，而不是世袭制的“家天下”。一个人不具有统治才能，就没有资格当统治者。

汉宣帝何许人也？来自民间、深晓“民气”的他马上意识到，这封奏疏不是普通的讽谏，而是会动摇汉朝刘氏家族统治根基的“激进思想”，已经严重越过“王霸之道杂之”的底线。他令中二千石以上官员讨论这封奏疏，果然，有大臣直白地指出，盖宽饶这是要让汉帝禅让，是大逆不道！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在汉朝“禅让”曾经不是多么令人不安的词语。当年汉文帝立太子，还专门下诏说，自己没有禅让给贤人而是传给儿子，心里觉得不安。汉文帝肯定是故作姿态，但至少“禅让”两个字不扎眼。

大逆不道的罪名落到了盖宽饶头上，虽然有其他大臣上书求情，但无济于事，汉宣帝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笃信灾异、祥瑞，内心也知道刘氏不可能永远拥有天下。但至少在他这里，要努力维系皇室的权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他下令逮捕盖宽饶。

盖宽饶并没有被捕，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在未央宫北阙之下拔刀自杀。

8．萧望之之死

汉宣帝死时，给儿子汉元帝留下一个足以平衡势力，又能帮助儿子治理天下的班底。他临终前提拔了三位大臣，让他们同领尚书事，出入禁中，担当辅政之职。

其中，乐陵侯史高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他是外戚。

曾协助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的太子太傅萧望之，被任命为前将军、光禄勋，他是当时的大儒，夏侯胜的学生；太子少傅周堪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他俩都是帝师。

此时，儒臣、名相于定国是丞相，统筹外朝事务。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辅政班底主要承担顾问、导师的职能，不同于霍光那种权臣。再加上汉宣帝留下的宦官——中书令弘恭和中书仆射石显，形成了一个儒臣、外戚和宦官平衡的朝局。

王政君的家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但势力还很微弱，与辅政无缘。

弘恭和石显虽然是宦官，但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他俩长期从事机要工作，熟悉汉家律令法度，实际上代表的并非宦官势力，而是与儒臣相对的文法吏。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与后来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有冲突。

因此，这个辅政班底很快就分化了。

前面曾说，汉元帝是刘氏皇族第一个真正受过全面儒家教导且热爱笃信儒学的皇帝，他宽宏大量、勤俭节约、温文尔雅，至少在萧望之、周堪的眼里，这是一个已经造就，具有“圣王”资质的年轻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