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第1页）

二、大司马王莽

7．轻烟散入五侯家

汉成帝初登基的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祭祀他曾祖父史皇孙的“皇曾祖悼考庙”起火了。

《春秋》经的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元年正月”最重要。汉成帝布政伊始就发生这样严重的灾异，十分令人不悦。

但用不了几年，汉成帝就“习惯”这一切了，火灾算什么？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光日食就发生了十次1，为西汉帝王之冠；再加上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以及奇异的青蝇聚集、童女进殿之类的事情，灾异的总量只比汉武帝时期略少。可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汉成帝的两倍。

在臣民看来，这么密集的灾异说明汉成帝本人失德。那么问题来了，是在哪个方面失德？这些灾异是应在什么人什么事上？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2。

譬如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源自后宫。后来，汉成帝废许皇后立赵飞燕，以及再以后的赵合德自杀，都是因为这个说法。有的人认为，这些灾异来自权臣，权臣是谁？对王氏家族来说，权臣就是丞相王商；对京兆尹王章来说，权臣就是王凤。灾异，成了权臣之间斗争的工具。

但不管灾异的根源在哪里，太密集则意味着汉家天命的动摇。

为了消解天命转移的隐秘预言，汉成帝废掉许皇后，罢免了丞相，但灾异并没有减少。考虑到终汉成帝一世，大司马一职自始至终皆为王氏家族把控，时人即使不把全部也会把大部分的灾异归于王氏家族。

看，自从王凤接连击败丞相王商、京兆尹王章等人，王氏家族气势日炽。朝廷内，王氏家族的成员占据了大量要职，堪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外，王氏子弟竞逐奢侈，积聚了大量财富，各家美女姬妾有数十人，奴婢仆人不下千数，日日狂欢纵欲，斗鸡走狗；大建豪宅，堆土山，起亭台，高层建筑之间建造相通的廊道，幢幢相连，一眼望不到边。

成都侯王商要养病，竟然敢求汉成帝把皇宫之一的明光宫借给他避暑。他还凿通长安城墙，把城外河水引进宅院形成人工湖，湖上行船悠悠，船上张设帷帐、羽盖，一边行船，一边令人演唱当时流行的吴越歌曲以助兴，那都是些婉转悠扬还带点色情意味的民间小调。

汉成帝来王商家，看到王商凿开长安城墙引水，十分恼火。古代的首都和今天概念不同，长安城的性质是“帝城”，是皇帝的神圣居所，宛如天宫。出入都不容易，还敢凿城墙？但汉成帝看在母亲分儿上，咽下了这口气。

红阳侯王立父子的“事迹”，则主要是藏匿亡命之徒，豢养的宾客很多都是罪犯。有前任京兆尹王章之死在前，现任的司隶校尉、京兆尹都不敢管。唯有长安城中百姓作歌曰：

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境外杜，土山渐台，像西白虎3。

说的是最过分的曲阳侯王根，为了让居所更豪华，竟擅自拆掉“高都里”和“外杜里”之间的墙4。汉成帝带着宠臣张放、姨家表弟淳于长等人微服私访，经过王根这处大宅时，从外面就看到庄园里堆成的高大土山，更过分的是，土山上渐台的造型、装饰颇似未央宫内皇家议事之处白虎殿，“赤墀青琐”，台阶是红色的，门窗上有涂成青色的十字连环花纹，这都是天子之制。

如此僭越，是可忍孰不可忍，汉成帝的愤怒终于被引爆。当时主持王氏家族事务、担任大司马的是车骑将军王音，汉成帝就把王音叫来骂了一通。王音不是汉成帝的亲舅舅，因此向来谨饬；对王商、王根等诸堂兄多有忌惮，也不敢管，于是赶紧把天子震怒的事情告诉了王商和王根，让他们收敛收敛。

王商与王根则效仿王凤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兄弟二人跑去王政君那里，说自己有罪，要在脸上刻字、割掉鼻子谢罪。王政君见到兄弟如此，哪能坐视不管，就差人去找儿子求情。

汉成帝听说两个舅舅不请示自己，直接找母亲告状，勃然大怒。他先召见司隶校尉和京兆尹，痛斥他们对五侯阿谀奉承，放纵不法，把两个官员吓得在宫外磕头不止；又正式给大司马王音下了道策书，痛斥王商和王根去太后面前告状，把自己置于不孝的境地，还不无嘲讽地说，“咱舅舅家的宗族势力多大呀，哪像我孤身一人，又有病”，愤懑之情见于策上。最后，汉成帝让王音召集王氏家族所有列侯到王音宅邸，扬言要大加惩处。同日，汉成帝又让在身边负责秘书事务的尚书把汉文帝当年诛杀舅舅薄昭5的做法、依据都报上来，以备参考。

这几乎是汉成帝即位以来最大的雷霆之怒，王音、王商、王根、王立及其他王氏子弟均吓得不轻。他们都很清楚，王氏家族虽然炙手可热，但权势只来源于汉成帝，所以纷纷自带死刑刑具去请罪。

事实上，汉成帝既无决心，又依赖王氏家族理政，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儒家浓重的氛围下，他不能伤害母亲的感情以背负不孝的恶名，所以他已经无法像汉文帝对薄昭、汉武帝对死去的田蚡6那样了。所以，他做不到大开杀戒，只是吓唬这几个舅舅，让他们收敛收敛罢了。

在汉成帝这里，仿佛这都是家事，但传递给大臣的信息，就是皇帝既然都不追究，那我们何不依附王氏家族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