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9章 改良（第2页）

“签了，下个月一号，就正式生效，未来三年，所有投资预算超过五百万两白银的国内重大工程，铁路、港口、电站、大型厂矿、跨流域水利，都按这个办法来。”

“我们民会，负责成本核算、质量监督、进度控制，启蒙会，负责资源调配、人员任命、外围协调。”

他说的很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最寻常不过的工作流程。

但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像明镜一样。

这《联合监理办法》，名义上是分工合作，提高效率，杜绝浪费，听起来冠冕堂皇。

可往深里一想，民会管的是花了多少钱、东西造得合不合格、有没有按时干完。

这是具体的、琐碎的、容易得罪人的“执行”和“监督”的活儿。

而启蒙会，掌握着调拨多少资源、派谁去管、协调各方关系。

这是掌握命脉的“决策”和“分配”的权力。

民会，成了那个拿着尺子、盯着账本、在后面吆喝“不能超支、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拖延”的“账房先生”兼“监工头”。

而启蒙会，则是那个决定“给多少米、派什么人、先修哪段路”的“大掌柜”和“总调度”。

听起来是分工，实际上，民会不知不觉间，就被绑上了启蒙会那庞大工程体系的战车，成了它的“执行臂膀”和“质量保证标签”。

好处是，民会得以将自己的“科学管理”、“成本控制”、“技术标准”理念，大规模植入这些决定国计民生的核心项目，扩大影响力，积累实务经验，也能在工程实施中安排自己倾向的技术人员和合作厂商。

但代价是，民会必须为这些项目的最终成败承担直接的监督责任，而项目的核心主导权和最大红利，依然牢牢握在启蒙会手中。

更深层、也从未出现在这份公开协议中的交换，发生在三天前，陈望与徐渭仁一次极其私密的会面中。

那次会面，只有他们两人，加上各自一名绝对心腹的记录员。

在一间没有任何标志的茶室雅间里，在袅袅的茶香和看似闲谈的氛围下，达成了真正的默契。

徐渭仁承诺，启蒙会控制下的行业工会、地方商会，将不再阻挠，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民会在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那些中小工商业者、手工业主、乃至较开明乡绅中的组织发展工作。

这意味着，民会一直试图渗透、却阻力重重的这片广阔而富庶的经济腹地，将打开一扇门。

民会可以更顺利地在那里推广它的“技术互助小组”、“行业标准研讨会”、“小额信贷试点”，将那些分散的、各自为战的中小业主，逐步纳入自己的影响网络。

这对于以“改良务实、团结实业力量”为宗旨的民会来说，是无价的战略空间。

作为回报，陈望则需确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涉及海外领地政策、资源分配、市场准入等关键议题的“三政体联席会议”上，民会需要与启蒙会“保持一致立场”，特别是在与复社主张发生冲突时。

这，正是前不久那部《海外事务协调机制法》得以迅速通过、以及民会背景船运公司“恰好”运力紧张卡住复社刊物的背后推力之一。

这是一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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