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2章 我觉得这样更加诗意(第1页)
等待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熬。陈建国夫妇回去后的第一天,曼因斯坦把所有的检查数据整理成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四十七页,附上了影像学原始图像、电生理原始波形、血液生化全套指标。他亲自写了报告的每一个字,连标点符号都检查了两遍。伦理审批报告提交后的第一周,曼因斯坦每天刷三遍邮箱。早上到实验室第一件事是打开邮箱,中午吃饭的时候再刷一遍,晚上离开之前又刷一遍。没有回复。“伦理委员会的人是不是放假了?”他问奥古斯特。“没有!我打电话问过了,他们说正在审,让我们耐心等。”“耐心!”曼因斯坦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品尝一个他不喜欢的味道。奥古斯特看着他,没有拆穿他。一个十多年在死胡同里打转都没有放弃的人,现在让他等两周批文,他反而等不了了。这不是因为他不耐烦,是因为这次不一样。第二周,曼因斯坦开始失眠。第三周的周一,批文终于来了。那天早上,曼因斯坦刚到实验室,手机就震动了。一封来自伦理委员会的邮件,标题是:“关于‘三维导向基因技术修复陈旧性脊髓损伤的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意见”。曼因斯坦盯着这个标题看了五秒钟,没有点开。他站起来,走出实验室,走到杨平的办公室门口。门开着,杨平正在看一份论文稿。“教授!”曼因斯坦站在门口,声音有些发紧,“批文来了。”杨平抬起头,看着曼因斯坦的表情。那张德国人的脸上混合着期待、紧张、恐惧和兴奋,像是一个等待高考成绩的孩子。“进来!一起看。”曼因斯坦走进来,把手机放在杨平的桌上。两个人并排坐着,看着那个屏幕。杨平点开了邮件。正文很短,只有三段。第一段是例行公事,感谢研究团队的提交。第二段是结论。“经伦理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认为本研究方案设计合理,科学价值明确,风险控制措施充分,患者知情同意书内容完整,委员会一致同意批准本研究方案。”曼因斯坦的呼吸停了一瞬间。“一致同意。”杨平念出来,“四个字,很重。”曼因斯坦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指着屏幕,手指在微微发抖。“教授,你往下翻,还有附件。”杨平往下翻,附件是一份长达十二页的审查意见,逐条列出了伦理委员会对研究方案的评价和建议。大部分是肯定,少数是修改建议,知情同意书的措辞需要更通俗,风险告知需要更充分,术后康复方案需要更详细。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杨平的手停住了。最后一页只有一段话,不是格式化的意见,是审查委员会主席亲笔写的一段话:“本研究是人类脊髓损伤修复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作为伦理委员会,我们的职责是保护患者的权益和安全。在审查这份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研究团队对患者的尊重和诚意。尤其是研究团队提出的‘不给虚假希望,只给真实机会’这一原则,让我们确信,这项研究是在正确的人手中、以正确的方式、为了正确的目的而进行的。祝研究顺利。”曼因斯坦读完这段话,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教授,你知道我看到这段话是什么感觉吗?”“什么感觉?”“感觉像是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去吧’。”曼因斯坦开始拨通陈建国的电话。电话响了三声,接起来了。“陈建国,我是曼因斯坦。”电话那头陈建国的声音响起来,对方沉默片刻,杨平听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曼因斯坦教授!”“批文下来了!通过了,你可以入组。”又是沉默,这一次更长。杨平听到电话那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小,很轻:“建国,怎么了?”然后是一声很长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之后用力呼出来的气。“曼因斯坦教授,”陈建国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谢谢您。”“不用客气!”“我什么时候能来?”“越快越好,下周就给你做手术。”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短促的、像是笑声又像是哭声的声音。“好!下周见。”电话挂断了。曼因斯坦把手机放下。“教授,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什么?”“我在想,如果手术失败了,我怎么面对他。”杨平看着曼因斯坦说:“曼因斯坦,你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次。从第一个病人进手术室之前就在问。答案是——你不需要‘面对’他。你需要做的是,在手术之前,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到,把所有能准备的都准备好。手术之后,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诚实地告诉他。成功说成功的话,失败说失败的话。不要逃避,不要撒谎,不要找借口。这就是‘面对’。”,!曼因斯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做过无数次手术,拿过诺贝尔奖的奖章,写过无数篇论文。但此刻,它们只是一双手,一双即将为陈建国做手术的手。“教授,你陪我做。”杨平愣了一下。“你说什么?”“手术那天,你陪我做,我需要你在场。”杨平看着曼因斯坦,看了很久。“好!我在。”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团队进入了手术前的最后冲刺。曼因斯坦把手术方案过了十多遍。每一个步骤,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每一套应急预案。他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流程图,从患者入室到麻醉诱导到手术切口到基因编辑到术后复苏,每一个节点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风险等级和应对措施。奥古斯特负责器械准备,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有一百四十七项物品,从最核心的基因编辑试剂到最不起眼的止血棉签,每一项都打了两遍勾。他把这张清单贴在了手术室的墙上,进一个勾一个,出一个再勾一个。克拉拉负责术中电生理监测。她在术前三天就开始调试设备,把所有的电极、放大器、滤波器都测了一遍又一遍。她对曼因斯坦说:“你放心做手术,信号的事交给我。只要有一根轴突长过去,我就能告诉你。”汉斯负责术后康复方案,他查阅了一百多篇关于脊髓损伤术后康复的文献,结合陈建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为期五十二周的个性化康复计划。从术后第一天的被动活动到第五十二周的社区步行训练,每一周的目标、方法、评估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弗里茨负责一件事——告诉7。那天下午,弗里茨蹲在7的笼子前面,用德语轻声说了很久。杨平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7的表情来看,它歪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偶尔伸手碰碰弗里茨的手指,它似乎听懂了。“弗里茨跟它说了什么?”杨平问奥古斯特。奥古斯特翻译:“他说,‘7,你的任务完成了。下周有一个人要来,他和你一样,坐了很久的轮椅。你要给他力量。让他看看你是怎么站起来的,怎么走路的。你是他的榜样。’”“7能听懂吗?它似乎能够听懂?”曼因斯坦问杨平。杨平思考一会说:“它听不懂,它只是一只猴子,智商没有发达到可以听懂这么复杂的语言,但是或许它能够感觉到某些东西。”“教授,你真是理性,其实,我也知道它听不懂,但是我就是想听到你的回答是——它能够听懂,我觉得这样更诗意。”杨平笑了笑:“好吧,我更正——它能够听懂!”“你真是幽默,可是这种幽默很少有人能帮品出来。”“你不是品出来了嘛!”手术前几天,陈建国夫妇提前到了南都。这一次,是曼因斯坦亲自去接站的,自己一个人带一个博士做司机去了火车站。他在出站口等了二十分钟。人群里,李姐推着轮椅走了出来。陈建国穿着一件干净的深蓝色外套,头发理过了,胡子刮过了,看起来比上次精神了很多。“曼因斯坦教授!”陈建国看到他,眼睛亮了一下,“怎么是您亲自来?”曼因斯坦走过去,蹲下来,和陈建国平视。“陈先生,几天后你就要上手术台了,我今天来接你,想跟你聊聊,是想当面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陈建国看着他:“你问吧!”“你确定吗?最后一次机会。你现在说不,没有人会说你胆小。你可以回去继续等,等到我们的技术更成熟、风险更低的那一天,没有人会怪你,其实你已经等了这么久,不一定非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做第一个。”陈建国没有犹豫。“曼因斯坦教授!”“还是按照中国习惯,你叫我曼教授或者曼医生吧。”“曼……教授……我确定。我坐了十一年轮椅,等的就是这一天。风险我知道,失败我也想过。但我更怕的是有一天你们成功了,而我没有报名。”曼因斯坦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推着轮椅,往停车场走去。李姐跟在旁边,手里拎着那个旧包。三个人在火车站广场上慢慢地走着。几天,陈建国被推进手术室。李姐跟在推车旁边,一直走到手术室的大门口。门上面写着“手术重地,家属止步”。她停下来,把手放在陈建国的肩膀上。“建国,我在外面等你。”陈建国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好。”两只手握了很久,李姐松开了手,退后一步,手术室的门关上。陈建国被移到手术台上,麻醉医生走过来,在他手臂上扎了一针,他侧过头,看了一眼站在角落里的杨平。“杨教授,您来了。”“我来看看。”陈建国笑了一下,然后麻醉药起效了,他的眼睛慢慢闭上,呼吸变得平稳而深沉。,!曼因斯坦站在手术台前,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他说。手术刀递到了他的手里。杨平站在角落里,看着曼因斯坦的手。那双手很稳,每一刀都精准得像是用尺子量过的。从皮肤到皮下,从皮下到肌肉,从肌肉到椎板,一层一层,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书。奥古斯特在旁边递器械,克拉拉在监控电生理信号,汉斯在记录每一个步骤的时间。手术室里只有器械碰撞的声音和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任务是清除脊髓原损伤部位所有的疤痕,制造一个新鲜的“损伤断面”。当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曼因斯坦放下持针器,退后一步,看着手术台上的陈建国。他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如释重负,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虔诚的平静。“教授,”他说,“做完了。”杨平走到手术台前,看着陈建国的脸。麻药还没有醒,他睡得很沉,像是很久没有这样睡过一样。“曼因斯坦,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在睡觉。”“不,他在做梦,梦里的他在走路。”曼因斯坦说:“教授,你说他醒来之后,会不会已经能走路了?”“不会!神经再生需要时间。几天,几周,几个月,不可能一醒来就能走。”“我知道,但我想让他一醒来就看到希望。”杨平走到曼因斯坦旁边。“他会看到的,不是因为他的腿动了,是因为你站在这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亲自给他做手术,亲自等他醒来。这就是希望。”手术室的门打开了。李姐从走廊的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走过来。“辛苦你们了,怎么样?”“手术很成功,麻药还没醒,等他醒了就可以回病房。”李姐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没有哭出声,只是站在那里,眼泪无声地流了满脸。“我能看看他吗?”“等他醒了,现在还在麻醉监护室。”李姐点了点头,又坐回了那张椅子上。她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挺得很直,像是一个在站岗的士兵。:()外科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