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三 关于意识体本质的唯物主义假说（第6页）

第二阶段（持续暴露数分钟后）：呼吸困难感。对象会开始用嘴呼吸，以绕过鼻腔的嗅觉系统。对象频繁吞咽，推测为烟雾中的刺激性成分接触咽喉黏膜，引起嗓子疼痛。

第三阶段（持续暴露超过数十分钟）：对象开始出现恶心症状，干呕动作。

（页边铅笔批注：我让走廊的看守不要在对象房间附近抽烟了，如果他真的呕吐了，我们需派人去清理，浪费人力。）

附加观察：

对象对空气流通有较强需求。即使在乌拉尔冬季，对象也坚持每天开窗通风。看守曾因节约供暖而试图阻止，对象说：“我宁可冻死也不要呼吸你们的臭空气。”

香水引起的反应与烟草类似，但机制略有不同。对象不是讨厌所有香味，他是排斥人工合成。

在莫斯科设施期间，有一名女性行政人员使用了香水后进入对象的关押区域进行文件登记。对象在她进门后大约十秒开始皱眉，三十秒后开始用手扇鼻子前面的空气，一分钟后直接要求她离开。据翻译转述，他说：“你身上那个味儿，出去。”

事后审讯官询问对象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对象解释说：

“香水是假的味道，熏人，而且很醒目，一直攻击我鼻子。”

审讯官追问：“你对人类的汗味是否有同样的反应？”（设施内卫生条件有限。）

对象说：“那没什么，是人的味道。”

5。4对权威的服从

经过五十五次审讯，我们从对象身上获取了大量关于集中营运作，意识体本质及其他德国实体的信息（详见文件二）。但关于具体德国人员的动向：逃亡路线，潜伏地点，在逃军官的身份，对象始终拒绝回答。

“H”在第三帝国时期（其原宿主政权）表现出对军衔和指挥链的高度服从，这与普通德国军人并无本质区别。据缴获的德方档案显示，“H”在毛特豪森期间严格执行了来自集中营督察局，党卫队全国领袖办公室以及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的每一道命令，从未有违抗记录。

但帝国崩溃后，这种服从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军衔和指挥链不再有效，“H”不再自动服从任何佩戴军衔的人，因为签发那些军衔的机构已经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基于个体评判的服从模式。

审讯组认为，既然对象在其他话题上表现出了配合意愿，那么他对人员信息的拒绝并非全面性的对抗，而是一条他自己划定的底线。如果能找到一个他认可的德国权威人物，命令他越过这条线，也许能打开最后这扇门。

我们从战俘营中筛选了两名人选。

关键事件记录：

为测试“H”的服从边界，我们先后安排了两名德国战俘与其接触。

第一名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按军衔，保卢斯远高于“H”。但“H”拒绝站立致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且当面称保卢斯为”叛徒”，转身背对他坐着，直到保卢斯被带走。

第二名是汉斯·鲍尔，元首的私人飞行员，军衔远低于保卢斯。但“H”在鲍尔被推进房间的瞬间起立，行了一个标准军礼。此后鲍尔对“H”下达了一道命令：“关于德国的事，一个字都不许对他们说”，“H”从此拒绝回答任何关于德国的问题。文件二中记录的全部审讯内容，均采集于鲍尔介入之前。

（页边铅笔批注：这是整个项目中最昂贵的一个错误，我们事先预判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风险。我们控制了房间里的人数，准备了要说的话，制定了终止接触的预案，我们唯一没有预判到的，是鲍尔根本不打算说我们准备好的台词。）

分析：

“H”的服从不基于军衔，而基于某种他个人对“权威合法性”的判断。这种判断似乎取决于对方是否“坚持到了最后”。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在“H”的认知系统里，这个行为抹去了他的军衔加成。鲍尔在柏林地堡坚持到最后一刻，突围时失去了一条腿，但没有投降，在“H”的系统里，鲍尔身上还保留着那种让他反应的东西。

更令人忧虑的是：鲍尔的命令一旦下达，“H”的执行是不打折扣的。我们试图用日常问题和审讯问题混合提问来绕过这道命令，但毫无成果。

结论：

“H”对权威的服从不是基于恐惧或利益，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

这意味着：谁掌握了能满足“H”合法性标准的德国人，谁就掌握了“H”。但目前我们不掌握任何此类人选。鲍尔本人也在我们的关押之下，且已明确表示不会配合。

（上面一段被重重的黑墨水涂掉了。但透过涂抹可以辨认。旁边有另一个人的批注，字迹不是索科洛夫的：“索科洛夫同志，建议删除从这意味着开始的全部内容。这种推论可能被上级误读为建议让我们的资产为苏联工作的提案。鉴于目前的政治气候，这不明智。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个东西可以被控制，尤其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知道怎么控制。——К。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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