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辉（第1页）

他在第七天离开了。

不是被赶走的。是他自己决定走的。费尔南的地下王国有一套自洽的秩序——每天固定的放哨和收集任务，轮流使用仅有的三个还能用的水过滤器，每周一次用稀缺物资去镇上和另一个幸存者群体交换必需品。埃文在这里是“有用的人”，因为他能拆解和修理武器，能看懂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技术手册，能分辨哪些废墟里还有值得挖掘的东西。

但他待不下去。

不是因为地下隧道的空气太差，不是因为食物太少，不是因为费尔南看他的眼神里始终带着一种算计。是因为那个老头。

老头姓黄。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所有人都叫他“黄”。他是两周前被另一组收集者从一个倒塌的养老院里捡回来的。他不会说法语，只能说磕磕绊绊的英语，还有一种混杂着粤语和普通话的中文。他瘦得像一把裹着皮肤的骨头，头发在两周内从灰白变成了全白。他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他只是坐在隧道角落的一张汽车后座上，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是一张照片和一串钥匙。照片上是一个笑得露出豁牙的小女孩。

黄是那天早上不见的。

值夜班的人在换岗时发现他不在。他们找了所有的隧道岔路，没有找到。有人猜他受不了地下的黑暗，自己上去了。有人猜他半夜起来解手，走错了岔路口，迷失在了下水道深处。费尔南的判断最简短：“不要浪费人力去找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头。”

但埃文去找了。

他也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也许是因为黄攥照片的样子让他想起了谁。也许是因为他需要一个理由离开隧道，回到地面上。也许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了“有用的人”这个标签。

他在地上的一栋倒塌了一半的公寓楼里找到了黄。

老人坐在三楼一个窗户框架上——窗户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方形洞口。他面朝东方，闭着眼睛，手里仍然攥着那个塑料袋。他死了。

埃文不知道他死了多久。尸体还是软的，脸上还残留着一点血色——也可能是红色天空的映照。他看起来并不痛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安详的。他把那张照片从塑料袋里取出来，贴在自己的胸口上，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在等人来接他。或者是等世界来接他。

埃文站在他身后，看了很久。

他在旁边找到一块还算完整的窗帘，把黄的尸体裹起来，放到了一楼一间还能遮风避雨的房间里。他没有工具挖坑，地面太软，但不适合埋人——半米以下全是#977沉积层，橙红色的黏土状物质，会缓慢腐蚀一切有机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黄安置在一个不会被雨水直接淋到的地方，然后把那块窗帘布的边缘用砖头压好。

他在黄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着：“送回广州。”没有地址，没有收件人。只有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现在可能已经不存在的城市。

他把纸条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然后他又回到了隧道口。

不是下去。是站在入口，看着那块倾斜的广告牌。广告牌上是核爆前的一款香水广告，一个女人的侧脸，嘴唇微启，旁边写着：“永恒的味道。”女人的脸上现在全是红色雨痕，像是被鞭子抽过。永恒的味道。他不知道香水是什么味道了。他只记得铁的腥味、霉的苦味和雨滴里的那一丝甜。

他转身离开了隧道。

没有告别。

他独自向东走了六天。

六天里，他只遇到了一个活人。准确地说，是那个人先发现了他。

他在一座倒塌的桥下过夜时，被一双眼睛盯着。他以为是动物，把手边的枪举起来——这把枪现在有两发子弹，是他离开前从隧道里偷的。费尔南如果发现了，大概会用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来诅咒他。但费尔南不会追出来，因为费尔南是一个精明的人，精明的人不会为了两发子弹在废土上追一个武器科学家。

那双眼睛从桥墩的阴影里走出来，属于一个小男孩。

男孩大约十岁。也许十二岁。很难判断，因为他的脸太瘦了，衣服太大了——一件成年男人的法兰绒格子衬衫，下摆拖到膝盖，袖子卷了七八道，仍然盖过手腕。他的脚上没有鞋，只有两层塑料袋用绳子扎在脚踝上。他手里拿的不是武器，是一个矿泉水瓶，里面装满了浑浊的液体。

“你是坏人吗？”男孩问。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不是。”埃文说。

“坏人都这么说。”

“坏人也不会承认。”

男孩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他在埃文对面坐下来，保持着一个可以随时跑开的距离。他把那个矿泉水瓶抱在胸前，像抱一个婴儿。

“你有吃的吗？”男孩问。

埃文从背包里拿出半块压缩饼干。这是他三天的口粮。他掰下三分之一递给男孩。男孩接过去，没有立刻吃，而是小心地嗅了嗅，然后放进衬衫口袋里。

“你不吃？”埃文问。

“留着。我妹妹还没吃。”

“你妹妹在哪？”

男孩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用脏兮兮的手指摸着自己脚踝上的塑料袋绳结。

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说了一声“谢谢”，消失在他来的方向。

埃文没有叫住他。他也没有把自己剩下的压缩饼干给男孩。他后来在无数个夜晚反复回想这个时刻——他为什么没有把全部饼干都给他？因为自己也要活。这个理由在旧世界是吝啬，在新世界是常态。常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你慢慢地不再为吝啬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