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行乐一人愁（第1页）

集贤殿正字柳宗元，在万卷书当中，忽然抬头。

有人挡了光，拿了一沓子纸过来。

柳宗元压低声音：“出去说，别扰人工作。”

“只有这几篇？”柳宗元翻阅秀才们私试所作的赋，“谶言会是什么呢？让你忙活半天，反倒是我看不透彻。”

“可能不是诗谶或赋谶，”柳宗元的同僚看向左右，盯着来往的每一个行人，“礼部侍郎高郢，自诩拒绝请托，志在经艺。但你看看这几篇文章，会不会他们之间有什么暗号？只是为了选某个人上来。”

“何解？”柳宗元问道。

“东魏时期，大丞相高欢的府上，有幕僚白建。后来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然而今日的平卢淄青节度使管辖的地方，不就正是……？”

“我那一年听说举场有诗谶，很多人都提到北齐的将军斛律光。只是巧合吧。”柳宗元低下头来，读起眼前的文章。

《敢谏鼓赋》。

“鼓者工所制，谏者君所命。”柳宗元下意识地读出第一句，“你回来啊，进集贤殿去做什么？”

原来是拿书啊。

集贤殿可谓是大唐书最多的地方，可他的同僚拿出来一本《淮南子》。

同僚翻了半天，念道：“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这敢谏鼓设于外庭，供百姓击鼓鸣冤所用。可是这一篇却说是朝臣用来谏言。”

“《淮南子》是汉代刘安所作，不妨把春秋时期管仲所作的《管子》拿来。”

同僚速去速回，打开《管子》，柳宗元帮忙翻到一页，“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

“他读的书是《管子》啊，怪不得后文提到善旌。”同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们接着看下一篇，《黑龙饮渭赋》。

同僚指着其中一句，念：“应必有征，乃效灵于汉日。”

柳宗元记得，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和“三统说”，把战国时期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发扬光大，到了汉成帝刘骜时期，汉成帝不和赵飞燕、赵合德两宠妃在一起时，便听着大臣们把刘邦斩白蛇解释成“赤帝”刘邦灭“白帝”秦皇。

此赋之中的黑龙一说，柳宗元在《汉书》中见过，汉成帝的永始元年正有此事。

“听他们说礼部侍郎高郢，认为前几年我们这些应考的进士，成日结伴相游，互相追捧抬高名气，所以他今年用经艺为进退。没什么可质疑的，不是吗？”柳宗元低头笑道，“应举秀才的文章传出来，大家看了也当没看见，根本没人帮他们吹捧，风气就是变好了呀。何况，管仲、邹衍、董仲舒，不也是古代先贤吗？”

柳宗元的同僚一时语塞。

柳宗元凑近他，小声说：“这些话，你可别跟别人讲。我怕被御史台弹劾。”

但柳宗元又站直身子，正常音量：“太宗李世民下诏，令孔颖达等人修《五经正义》，以此作为科举应试的义理根据，于唐高宗李治的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正是施行。其中，《春秋》取晋代杜预所注的《左氏春秋》为底本……”

柳宗元又压低声音：“反对《春秋公羊传》牵强附会阴阳五行那一派。左丘明说《春秋》的书名，就是言春足以兼夏，举二字可涵盖四时，我们大唐的正统的正是这些。可曹魏那时所注的《公羊传》，说春为阳中，秋为阴中，表示皇帝行为不失中，而且春秋二字符合董仲舒的三统说。礼部高侍郎郢，曾经引用《公羊传》写了好几篇《鲁议》，讽刺天子礼乐不合适。”

“高侍郎郢，真是注重经艺，不拘泥于狭隘学说。我们这些识几个字就觉得自己满腹经纶，真的太自满了，如今人才辈出，尚未登科就惊才绝艳，我深感羞愧。”他的同僚大声说罢，又低头私语，“对了，高侍郎是不是之前从安禄山的伪燕逃出来进入郭子仪的幕府？”

“我也听说过此事。他没待多久，就被郭子仪撵跑了。不过，能从安禄山那里逃出来，可不容易啊。”柳宗元清了清嗓子，“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可别和别人说哦。你知道管仲是战国时期哪里人吗？”

“齐国。”

“邹衍是哪里人？”

“齐国。”

“高洋建立的是？”

“齐国。”

“拉着你在外面闲聊这么久，真不好意思，赶紧回去校书吧，别被我耽误了。”柳宗元拍拍他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