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5章 建设时代四（第2页）
周副部长惊呆了:“这是真的?这些情报你是从哪里获得的?”
方叶回道:“这种事在现下的苏联可能还算秘密，但在西方世界稍微有些信息来源就会知道，并不是什么秘密。”
他的话说完，邓副总理再一旁点了点头，周副部长见此，便知道这是真的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苏联居然已经开始变成这样了，苏共总书记带着贪污，这还得了啊。
方叶说道:“勃烈日涅夫是个爱享受的人，而且在权力任用方面也十分的任性，与他关系好的一力提拔，不管能力如何，而同他关系差的则被边缘化，如此这般上行下效之下，苏联的官员正常升迁体制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
“接下来是第三层，也就是周副部长刚才问的，苏联的高层和那么多经济专家看不到吗?实际上所有人都看到了，但那又怎样?而之所以如如何，主要涉及两个原因。”
“—是苏联对于自身的制度过于自信，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认为自己创造的制度就是唯—标准，谁也不能反对，谁也不能更改，思想僵化保守。”
“苏联从1965年开始的‘新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突破既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不足，所以这是一场带着镣铐进行的改革。
捷克看到了苏联改革，于是也想改革，但他们的改革触及到了上述两条，苏联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忍容的，所以出兵侵略。”
周副部长明白了过来，他说道:“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去年进行了调整，允许私人创办工厂，这突破了全民所有制，而且明确划定了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时间表，这同样触及到了苏联人认为的根本性制度利益，所以出兵侵略我国!原来如此!”
方叶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第二个原因，苏联的决策分裂，且不是从经济和科学逻辑客观分析而达成的，他们只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决策。”
“苏联人没有宏观经济的思维，内部管理是分割成—块一块的，比如农业由书记处来管，地方上则由第一书记来负责;工业和建筑由部长会议领导分管;同时工业中的国防和航天又归军事委员会来负责，军队内部的投入与产出基本没人了解。”
邓副总理吸着烟说道:“这也有什么问题?”
方叶回道:“这种块状的管理方式，使得国家中央根本没有垂直管理机构，看似集中实则权力分散了，大家各管各的，没有统一的规划、协调与管理，带来的问题就是缺乏战略决策，各自为政，从而影响了国家在宏观层面的整体规划与发展。”
邓副总理抬笔记了下来，说道:“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我国现在体制基本还是苏联式的也存在这些问题，比如七个机械工业部就各管一摊，相互间难以形成联系，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
方叶点头道:“确实如此，但我国前期因为工业薄弱，也确实需要各管一摊来发展，这时代的需要，不过接下来可以进行一些改革了，考虑到机械工业仍要发展，可以将一机部、农业机械部、仪器仪表总局、机械成套设备总局合并成机械工业部，以此来统一规划和管理。”
邓副总理又提笔刷刷记下说道:“这是个好建议，我国工业发展了这么多年，若要进一步提高，机构整合是必然的一个举措。”
两人的交谈，让一旁的周副部长，心里直发毛，要知道邓副总理现下可是国务院二把手，又负责新发委工作，而这个部门就是搞改革的。
只到两人交谈完，周副部长才问出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惑，他问道:“方同志，刚才你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问题，但这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性制度，捷克为什么要改变呢?”
周副部长并没有用直接问我国为什么这样做，他用这种技巧性的话术，试图从方叶的观点中得到一些答案，他所问，方叶当然听出来了弦外之音，但还是给予了回答。
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全民所有制存在的不足，方叶—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最后说道:“…总结下全民所有制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从管理角度来看，党委会、工会、职代会三个层级看似非常完美，然而这种‘三会’治理模式，实际上决策效率低下，缺乏现代企业高效率决策能力，同时缺乏战略规划能力。”
“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管理干部来自于行政体制，各级干部也都有事业编制，实际上这不是一家正常的经济营性企业，而是一个官僚机构。”
“官僚的一大问题，就是程序性高，体制流程恒定，变动少，这使得企业面对市场的生存和反应能力都极弱，同时企业在这一制度下，结构也比较单一，难以扩张。”
方叶举例道:“比如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需要新建一个厂区，要走行政流程，各个部门盖章，从上到下，决策一个月能搞定就非常快了，三个月半年都正常，而那些高技术的研发投入，其项目审核时间就更长了。”
“再比如，过去三会管理模式，这种涉及到企业战略的决策，需要通过三会决议，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些涉及到商业机密，甚至是国家战略技术机密的研究，不可能向职工公开，否则就要泄密，这个程序是确定的，企业若绕过去就是违规;而且一旦研究失败，就要承担损失国家财产的责任。”
方叶问道:“那么问题来了，周副部长，您要是某家国企的一把手，您敢冒着丢官帽的风险，做出这些主动吗?”
周副部长想了想，摇起头来:“大概不会这样做，毕竟这影响个人政治前途。”
“您看，您说的就是正常人的心里话，谁会这样做呢?”
方叶又说道:“就比如华昌，我们承担着国家半导体和计算机领域大量高级技术的研究，如果采用‘三会’模式，外国人甚至都不需要收买我们的高层，他们找几个职代会工人一打听，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企业战略决策是什么，企业核心机密根本难以保障不泄密。”
“而企业的这种决策，关乎的是一家企业的生死存亡，一旦泄密，国外的竞争对手就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就能立即提出针对性的对策，而我们的决策又慢，到时等对手已经搞出了比我们更先进的技术，而我们内部还在开会研究，到对手领先后，又开始了相互甩锅，逃避责任，以免影响政治前途，一家企业内部这样，还怎么发展。”
这话让周副部长哑口无言，他问道:“一定要改吗?”
方叶则是点头道:“是一定要改的，除非我国一直像现在这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如当年的大清一样，最后被西方人再一次打上门来。”
方叶又说道:“全民所有制实行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国现下的工业发展水平依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连印度都不如。”
“印度现下的汽车制造业就比我国先进，而我国之所以仍旧落后，其一是现的企业体制已经不满足发展的需要，其二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困境。”
“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而在计划体制下，分配也由国家决定，资源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利润除国家建设需求外的部分，也主要分配给了干部、事业单位和工人阶级群体，广大的农民和一般城市居民获得分配极少，社会消费市场做不起来，企业也就难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