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1章 新书记上任（第2页）
自曾席圣主持安徽工作以来，他对工农业发展都特别重视，特别是安徽的农业，不仅解决了本省吃饭的问题，还有余粮接济河南、山东等地，而安徽逃荒的问题，也基本消失了。
1958年主席视察安徽，他看到地方农业发展之后，兴奋的说道:'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有希望，是有大希望的。
1960年山东农业受到了破坏，基于其在地方农业发展上的突出贡献，他成为了全国唯一身兼两省省委书记的同志，而到了1961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安徽地方痛定思痛，又在他的主持下，搞起了'责任田’，农业发展再创新高。
然而他的这种搞法违背了中央路线的要求，因为受到了最高领袖的点名批评，1962年他被调离安徽，随后一路降职，而责任田制度也就此落幕。
hua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站错了队，最高领袖一直认地喂疤没想到最后他支持起了少其的思路，特别是那r邱路线的分歧越来越大，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1i搞责任田这是晓平与少其支持的思路，主席则认为要继续推农业合作化，搞大集体。
甚至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前后，主席一度在参加会议时，都不让其发言，路线之争也好，权力之争也罢，都走向了白热化，主席回望四周，他已经无人可用了，哪怕一度认为会成为心腹的曾席圣也成为了别的一派，这恐怕是另主席十分伤心的一件事。
为了实现心中理想的图景，也为了重新掌控权力，走人民路线的领袖，终于祭出了大杀器，一场始无前便的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了。
当然在此之前，主席也是有布局的，哪怕执政的权力受到挑战，但是军权他从未放松，因此林标接手军队，而在执政上，主席唯一的人选便是晓平，这是他在延安时期就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因此他对于晓平是十分信任的。
曾席圣被调离安徽后，所有人都不敢出来说话，唯独晓平努2席圣一撸到底，晓平的话被主席听到后，只是笑的并没有发动批判，反而就此接受了下来，可见那段时间，席对晓平是有多信任。
并不是它是否符合容所以，很多事情的发展，我客观规律，是否正确与否，政治上的事，从来就不是这样评价的，，而方叶也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所以自1953年后，他便决定在政治上三缄其口，不再发表任何观点。
治国理政是一件重大的政治议题，更是涉及政治路线的问疑取在这个问题之上，不存在是非对错，只有接受或者不接顺之者昌，逆之则亡。
主席原本的设想是，自己脱离凡务，专心当棋盘的布局者，由少其作为执行者，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少其与他在治国理政方面，却有着不同的路线，但自部分权力开始向少其转移的那一刻起，事情的变化就超出了自己的预料，朝着与他战略相反的方向而去，并且愈演愈烈。
，像中国这样多民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能允许两个声音的存在，而现在权力核心的一二把手，却各自发着不同的声音，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方叶曾经以为，自己将历史资料递上去，也许能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后来他猛然发现，事情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三把手，谁该放弃自己既有路线的问题，而背后更有权力分配的重大问题，如果上层不能达成一致议建，那么一切都无法改变。
因此，路线之争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内部的权力之争才是底层色，这个问题究竟能否解决，它不取决于方叶，而方叶自认也无法解决。
特别是乌托邦理想主义思想之下，哪怕到了八十年后的未来，仍旧有许多人认为纯粹的公社化，大集体建立大同世界，实行完全体制的公有制分配，是一幅美好的愿景，是最正确的道路，都怪反贼们走偏了路，搞了改开走资化，否则这国家早就世界大同了。
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大同世界需要的是人类达到无可匹敌的生产力，内外部的矛盾都已经全部解决，且拥有一个完全公正的分配制度来确保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然而就当前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世界上存在的矛盾，这个大同世界究竟是否能够实现呢?答案不言自明。
人们往往基于现有条件，用充满足够想象力的思维，去论证某种理想的现实性，就像21世纪的许多人们，他们认为如今都已经实现无人化生产了，世界的物质也足够丰富，如果当年不是反贼们搞走资改开，今天的乌托帮理想社会早就实现了，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们总认为曾经一段时期内是一一个绝对公平化的分配时代，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这一时期里，表面看是绝对化的公平，但如果揭开那一层细纱，就能看清内里，分配其实从来就是不公平的。
工人退职养老金从1951年就开始了，而对农民的统购统销、户藉制度分别在1953年和1958年实施，农民户藉与土地严格捆绑，除了农业产出利润外的一切利润都被认定为非法。
1952年工人实行公费医疗报销制度; 1955年起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子女实行医疗统筹; 1958年凡事公职人员一律享有该制度的利益，医疗对象本人仅需出挂号费。
50年代农村地区开始出现了合作医疗，但是自发式的，真正的合作医疗法要到2003年。
那一时期的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极低，与城市里的职工与公职人员根本没法比，而且到了50年代末，农民并不是想进城看病就能进，还需要开证明。
所以城乡二元化，是从何时开始的?面对建国初期，农民进城的热潮，这种二元体制的建立，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国家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城市物质供给，但这种人为制度性设计，其实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21世纪的人们坐在办公室或者工厂车间里，他们就自以为实现原来那种绝对公平化的制度，现在的一切剥削就会消失，孰不知如果实行那种制度，他们现在连坐在办公室或车间里的资格也许都不具备，看看自家的户口本往前数三十年，自己是农村还是城市户藉?
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无论是减少或者增加，只要有人获得的多，就有人会减少，因此世界上只存在相对合理、相对公平的分配制度，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分配制度，如果所有人的分配都完全公平，那么以人类现有的认知和生产力水平，这将是一个开始走向死亡的世界。
一切美好的描述，只是让人们听起来很美妙，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乌托邦式的理想主文就在给人们描绘这样二种蓝图，就如同古人总是追寻的三代之治”
一样，看上去是哪样的正确，而又富有想象力，但是如果有人问他们‘三代之治'究竟该如何实现呢?古人们说要施仁政，要修身立己，是对道德的要求，后来进步了，换了一个说法，叫为**服务。
当正确的思想，与客观规律相悖，缺乏实践的环境或条件时，它就无法实现，因此这种思想只能做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存在，而不能认定它是实现的途径或者方法。
思想从来都只是方向而不是方法，如果认为按某某思想就能实现某某目的，这是错误的认识，而若是按某某方法来做，则才可能实现某某目的。
哲学范畴的理论联系到实际之中，共产主义就如同‘三代之治’，它是正确的思想，而在实践之上，最高领袖认为要坚持这一方向，然后采用纯粹的共产理论并联系实际，进行实践，要争取早日实现消除剥削;少其也坚持这一方向，但他采用的是实践方式与最高领袖不同，他认为自己的方式，相对来说更加贴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前者有苏联发展的样版在，已经获得了成功，因此最高领袖认为自己的设想完全可行，而后者则认为苏联的道路取得成功不假，但是它存在缺点，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换一个方式，不过这个方式没人走过，成功与否无人知道。
前者最终成功的实践的了自己的理论，但出现了与苏联一模一样的问题，后者最终也被继承者实践了他的理论，也同样出现了前者早就预言过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那么究竟谁才是成功的?其实无法评价。
我们只能从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层面来认知两者的实践结果，如果按这个方式，后者无疑更接近这一-规律，而也因此，后继者给予前者的实践评价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而不是用是非对错来衡量，便是此理，因为对错确实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