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8章 都是钱闹的（第2页）

“你走着瞧!”

傅大璋指着姚圭甲大怒道。

姚圭甲更是气急，也便一巴掌拍到桌上，然后指着傅大璋骂道:“谁怕谁!老子同安示范县归省委直管，不过挂在庆州市委之下罢了，老子怕你!?”

“你是谁老子!?”

傅大璋指着姚圭甲责问道。

“老姚，你冷静。”

刘伟见双方吵成这样，今天这事已经搞大了，连忙拉住了姚圭甲，而后便对傅书记说道:“书记，您也消消火，钱的事我们好商量。”

“没得商量。”

傅书记先是将手一挥，却是没有一丝退让，不过接下来口吻到是平和了些，解释了起来:“庆州地委这么一大摊子到处要花钱，庆州、池州两市又临长江，去年大水灾多少百姓遭了罪，现在许多地方都还没有缓过来，地方的工业也要发展，这些都需要钱，你们县里条件好了，更要有大局意识。”

“哼哼。”

姚圭甲冷哼一声，冷冷的说道:“是大局意识，还是抢劫，我们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

姚圭甲这语气口吻，让傅大璋平复下来的怒火顿时上扬，喝道:“你再说一遍!”

“老子说一万遍也是这样!”

姚圭甲毫不退让。

“老姚!不要这样和上级领导说话，态度要端正，快向书记道歉!”

刘伟连忙说道。

“去他妈的!”

姚圭甲一甩拉着自己的刘伟，转身就往门口走，临走之前还一脚踹到了椅子身上。

事到如此，向地委转移财政的事是没法谈了，其实话说回来，地委这一次确实太过份了，县级又不需要向他缴税，但市委财政可以向地方抽成或摊派，一般也不会太多，过去在7%到10%之间，遇到特别情况，摊派会多一些，但最高也不会超过20%。

因此，县级的纳税有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国税，这是固定额，不同地区不同，像华东华南地区条件好些，要缴纳12%，这也叫正税，是不能免的;其次是地方的省级财税，一般从县级直接定额;最后是摊派，名义就很多了，省里修大工程，国家的爱国捐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所以这年月，一个农民到底要缴多少税呢?西北地区正税在7%左右，统购统销之下，农民粮食是定额的，每人260斤，畜牲为350至400斤一年，加上摊派大约在30%左右，而华东华南地区则高得多，苏浙沪皖湘鄂赣粤闽这些地方，粮食定额为320斤左右，其中苏浙地区最高可以留到450斤，各种摊派全部加上，普遍要交30%，最高交到42%。

比如某贫农户有七口之家，四个大人，三个孩子，有水田十亩，亩产350斤，丰年产稻谷六七千斤，按最高七千斤计，其中大人320斤，孩子250左右，留粮1700至2100斤（含家禽留粮150斤）。

而缴税比例之中，国家正税并不高，贫农、中农、富户缴纳比例各不相同，在7%至12%间，其中贫农缴纳比例最低为7%，每亩大约要交十几至二十斤，七亩合计最高不过140斤。

正税之外便是地方税，还有国家和地方的其他摊派，这才是大头，即便是贫农，也要缴纳20%以上，也即该农户最少要缴1400斤粮，如果这些都算下来，似乎生活完全过得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丰年之下，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公社化加上统购统销之后，该农户余下的4800斤粮食，扣除最低两千斤口粮，余2800斤，这些需要全部卖给国家，价格大约在0。15元左右每斤，最高可得钱420元，这是华东华南地区丰年贫农一年最高节余。

事实上，还有其它的支出，比如公社里的备荒粮，牲畜粮，公社里的一些公共摊派，一户农民一年下来也就留个两三百元，而这些钱是一个七口之家一年全部可支配收入。

相比于收入，物价则不便宜，一斤鸡蛋三毛左右，肉价也差不离，衣食住行之中，布料这种必须品则更贵，每尺大约三到四毛钱，七口之家，一年一人—套衣服，成年人大约需要十二三尺布，孩子六到七尺，合计费用三十多元，还有鞋子、冬衣等，一年四季，全家人抛除其余一切开支，最低也要支出大约一百元左右。

如果一家人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的情况之下，每年存款大约能节余一两百元，若是家中有一个病人，一年吃个三五十元药，加上收成稍欠，则一年存款甚至很难超过一百元，若遇灾年瞬间一无所有，一贫如洗。

其实除了灾年，哪怕是统购统销、公社化，老百姓的日子还能过得下去，条件好的地区也还能有一些节余，但后来随着—系列的政策和运动，反右、大跃进、再加上文革，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时长受到巨大的破坏，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按时任湘省省委书记的话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其实这事的发生从1955年就开始冒出苗头了，在农业农村工作的发展上，邓子辉与最高领袖就意见不同，一个说慢—点一个是要快，再快，更快，接着从批评开始发展到批判，再到‘右倾’的帽子，邓子辉于55年12月正式离开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1955年底至56年1月，各省上报国务院的56年年度计划，开始再‘更快’的意思下，出现了浮夸风，接到各地报告各的总理和陈芸顿时慌了，决定压一压，要‘反冒进’要稳定发展，结果情况被最高领袖知道了，上来就是一顿怼，搞得二人下不来台。

‘反冒进’由此变成了‘反反冒进’，国务院工作上的失误，开始由批评正式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只有反反冒进反右倾，才能更快更好的建设祖国，如此一来，稳定发展的号召被打破，不过这一时期还是能控制得住，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57年庐山会议之后，就完全失控了。

从‘大炼钢铁’到‘放卫星、亩产万斤’，中央高层集体做出了超出实际的规划，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而这个结果无疑是集体造成的。

但如果一定要在这些问题上，将责任归究到具体的个人，那么在农业之上，少其与晓平要负责;在国家政府工作统筹之上，伍豪、陈芸要负责;而在整个形势的总体变样上，最高领袖要负责。

意识指导行为，但思想要联系实际，行动之前更要认真研究、规划，哪怕思想高度再高，再有全局战略，但脱离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行动的结果只会让这些思想，变成为正确的废话。

‘三代之治’、‘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些思想高不高尚?正不正确?理不理想?当然是肯定的，但不能因为思想高尚正确，就认为做出的‘规划’就全部正确。

这个‘规划’用政治的话语来说就是‘路线’，一部分领导认为要‘稳’，这是一个路线，而最高领袖和另一部分领导认为要‘快’，这是另一个路线，究竟谁正确呢?历史已经给了答案了。

当然，造成这个结果的决议是集体做出来的，所以责任也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有人，如果要将这个责任放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么，要么是真不懂，要么就是坏。

腊梅寒开，瓣指一方，地委书记与县委书记吵架，很快就在县里传开了，事情也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首先是同安县里的老百姓集体炸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