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药片（第1页）

我第一次在病历上看见“双相情感障碍”六个字时，反应不是害怕。

是松了一口气。

那天医院人很多。精神心理科在门诊楼五楼，电梯门一开，走廊里全是人。有人低头刷手机，有人靠着墙发呆，有母亲抱着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小声说：“等下医生问你就照实说。”窗口叫号的声音一遍遍响，像菜市场里很冷的广播。

我妈坐在我旁边，手里攥着挂号单。

她比我还紧张。

我低头看自己的右前臂。仙鹤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黑灰翅膀压住旧名字，只有我知道下面埋着什么。为了来医院，我穿了长袖，袖口拉到手腕。大花腿也藏在宽松长裤下面。整个人看起来像重新被装回普通女孩的壳里。

黑框眼镜，长袖，帆布包。

阿波在包里。

我妈本来不让我带，说：“去医院还带这个，医生看了怎么想？”

我说：“他收我挂号费，不收我公仔费。”

她瞪我一眼，最后没再说。

候诊区的塑料椅很硬。我坐了一会儿，右手臂就开始发麻。墙上贴着几张宣传单，抑郁症、焦虑障碍、睡眠障碍、情绪管理，字都印得很清楚。那些词贴在墙上，像一个个安静的标签，等着有人坐到它们下面。

我把袖子又往下拉了一点。

仙鹤可以遮住林泽斌的名字，但遮不住我坐在这里。

轮到我的时候，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戴无框眼镜，说话很快。她看我的病历，看以前的伤口记录，看学校那边开过的证明，又问我睡眠、情绪、消费、性冲动、有没有连续几天不睡也不困、有没有突然觉得自己特别有能力、有没有一段时间整个人像被抽空。

我一开始还想开玩笑。

比如说我一直很有能力，洗碗端菜打包外卖样样精通。可医生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神很稳，不像学校老师，也不像我妈。她不是来判断我乖不乖的。她只是等我回答。

我忽然说不出笑话。

我说：“有。”

医生问：“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显？”

我妈立刻说：“高一那次以后，她就不太稳定。”

医生点头，又问我：“你自己觉得呢？”

我看着桌上的笔筒。

里面插着几支黑色签字笔，一把小剪刀，一支体温计。空调风从上面吹下来，冷得我手背起疙瘩。

我说：“我不知道。我好像一直都不太稳定。”

这句话说出口以后，诊室里安静了一下。

医生没有安慰我，也没有说“别这么想”。她只是低头记录，然后跟我们解释。她说这是情绪障碍，不是性格坏，不是想太多，不是单纯叛逆。她说需要规律用药，规律睡眠，避免酒精，避免熬夜，避免过度刺激。她说治疗是长期的，不能觉得好一点就停，也不能因为变钝就自己乱改。

我妈一直点头。

点得很用力，好像只要点头够认真，事情就能被纳入管理。

我坐在旁边，听见那些词一个个落下来：情绪稳定剂，抗抑郁慎用，复诊，肝肾功能，血药浓度，副作用。

它们很陌生。

又很现实。

比“你怎么变成这样”现实，比“谁会要你”现实，比“你是不是又没吃药”现实。它们把我那些混乱的夜晚、过度兴奋的身体、轻得像要飘走的脑子、低频里的沉迷、事后的空，全都放进一个名字里。

双相情感障碍。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发明了这种坏。

可是松一口气只持续了很短一下。

很快，另一个念头冒出来：如果这是病，为什么账都算在我身上？

林泽斌传出去的照片不会因为我是病人就退回来。周启浩嘴角那点血不会因为我是病人就消失。阿波被我差点弄丢的那个早晨，也不会因为病历上多了六个字，就变得没发生过。

病解释我。

但它不替我还账。